［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52-06 引言 以往研究维新变法历史的一些主要学者，注意到康有为为减少推进变法的阻力，利用了孔子这个招牌：但是只是把这作为他变法的权宜手段来看，是新内容而旧形式（注：“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1](p72)；“康有为企图用儒家学说的旧形式来同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斗争”[2](p57)；“注入一些新东西，化腐朽为神奇”[3](p19)等等。），没有认识到康有为是把创立孔教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目标。这样对康有为和维新变法的认识就出现了以下问题： 1.康有为利用经学、创立孔教是维新变法策略上十分有效的一环，取道孔教是方便法门。（注： 不如利用孔子迷信，进行改造”[1](p78)；“必须从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寻找武器”，“用传统来反传统”[4](p97)；“只有利用孔子的威信，只能打着孔子的旗号，才能发出改革时政的呼声”[5](p103)等等。） 这样对康有为创立孔教在维新变法中掀起巨大波澜、结局连同维新归于失败的分析，又逻辑地导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看法。 2.《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起了巨大的正面作用。“《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树立孔子新的权威，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6](p91)。“《新学伪经考》还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促使了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6](p77)；“予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冲荡，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条件”[6](p76)。 3.维新变法中关涉康有为的冲突，都是维新与守旧、变法与不变的斗争。（注：“围绕《孔子改制考》的斗争，实质上是传统的封建旧孔子和被康有为资产阶级化了的新孔子之间的斗争，即封建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7](p36-37)等等。）不过已有论者指出：所谓的维新派与顽固派虽然有重大分歧，并非完全是“变”与“不变”的区别；因为“变”已成为当时整个统治集团的共识。[8](p5)既然都主张“变”，变法中的冲突有的就是围绕其他问题展开的；其中一个就是康有为的创教。 康有为借用孔子和创立孔教，背后有他更深一层的宗教观：宗教发达是国家富强的根基。这种看法在当时连维新派内部都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康有为在这一坚强信念支配下所进行的创教努力，政治上起到了招致更多反对、增加变法阻力的负面影响。 一 创教表现 康有为“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9](p67)他所要创立的孔教，仿制了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特点，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 （一）神化孔子 康有为首先神化孔子。“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10](p358)他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具有超自然化、超人间化特征。“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行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统于其教。”[11](p198)“天子，孔子也。孔子为苍帝之精，作新王受命”[12](p221)。康有为“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13](p84)，“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13](p79)。 康有为把孔子说成是全体国民信仰崇敬的教主、圣人、君子、天子、素王，把孔子的历史地位推上了最高峰。他考证说：“孔子应天受命……苍帝降精，实为教主。”[11](p281)“孔子之后，七十弟子各述所闻以为教，枝派繁多”[14](p1)。 日本学者竹内弘行说：“康有为认为儒教是宗教，只有孔子是教主，其真实意图是发挥儒学宗教的一面，铸成中国国民的信仰，以此对抗佛教和基督教，这是康氏的一贯思想。”[15](p134) （二）张罗孔教 康有为模拟西方宗教，进行了创立孔教的一系列努力。 1.倡行宗教性质的仪式和活动。他上书光绪皇帝，“特下明诏，令天下淫祠皆改为孔庙，令士庶男女咸许膜拜祭祀，令孔教会中选生员为各乡县孔子庙祀生，专司讲学，日夜宣演孔子忠爱仁恕之道”[16](p292)。 康有为教育学生时，以孔学为主，每月举行祭孔大典，并专为之撰写《文成舞辞》，赞颂孔子。他发起成立圣学会，建议模仿西方教会每七日集会礼拜诵经的办法，每逢庚子日集会礼拜孔子，诵经一章，以昭尊敬。 2.主张建立宗教性质的组织和制度。 康有为分析了中国宗教落后造成的后果：“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11](p132)“今宜继孔子之志，专孔子之祀。”[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