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2)-09-0031-07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这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中国刚刚进入近代的早期阶段，势必带有当时的历史特点。其中，以西方宗教文化的输入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尤为突出。这一历史特点，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中有相当深刻的反映，同时也是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太平天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本文拟围绕这一历史特点，对太平天国与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展开一些论述。 一 太平天国是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中西文化交流，不始于近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过陆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已经有所接触和交流。但是，较大规模、较经常性的中西文化交流，却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者航海东来之后。这种文化交流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封建王朝采取闭关政策和西方殖民侵略活动引起的中西关系紧张，仍然处于受压抑的状态。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西方国家的强制之下，被迫对外开放，中西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开来。 太平天国革命酝酿和发动于中国近代的早期，即19世纪的中叶。这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仍然由西人占据主动地位，充当交流桥梁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交流的内容自然首先是西方的宗教文化。业已获准到中国各通商口岸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竭力通过各种办法，将基督教向中国输入、传播，以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中国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首当其冲，开始受到这种舶来的外洋宗教的影响，并对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应。太平天国的出现同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太平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拜上帝宗教，它是洪秀全接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而创立的。洪秀全原本是一个试图走科举入仕之路的乡村士子，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从传教士手里获得中国第一个华人基督教牧师梁发所著的布道书《劝世良言》，开始接触到西方基督教。1843年他在最后一次应试失败、对科举完全绝望之后，认真阅读了当年所得的这部书，深为书中的文字所吸引，“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世快乐之希望（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46页。），于是按照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敬拜上帝，宜教布道，开始创立拜上帝宗教。1847年春，洪秀全为了进一步完善其信仰和宗教知识，又曾到设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教堂里学习基督教义，前后约三个月时间，得读汉译本《圣经》和罗孝全所编注的传道书，并亲自参加了教堂的一些活动，从而更为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完善了他的拜上帝宗教体系和宗教仪式。可见，在拜上帝宗教创立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基督教的布道书籍实起了直接导引的作用。曾经访问太平天国的容闳写道：“这次叛乱之所以富有生气和特色，是因为它的宗教因素来自外国，是由早期的外国教士传到中国的。”（注：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210页。）亲身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斗争的英国人呤唎也写道：“《劝世良言》由于洪秀全个人的力量，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起了惊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人的接触是有助于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产生的。”（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1页。）事实的确如此。 拜上帝宗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源于基督教。诸如对上帝的信仰、一神崇拜、尊崇耶稣、天堂地狱之说、来世与永生的信念、关于魔鬼的观念等，无论是概念还是内容，都与基督教有很多相同之处（注：参见简友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十九篇“宗教考”（中），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因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军民都把自己的宗教和西方基督教视为同一信仰。洪秀全曾说：“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十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中国番国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矣。”（注：转引自简友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1772页。）忠王李秀成也说：“基督教从前只信奉于西国者，今则盛行于中国，此皆由我真圣主开始之。”（注：转引自简友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921页。）西方不少传教士和与太平天国接触过的人也将拜上帝宗教视同基督教，认为“他们的宗教，虽有不少及不小的错误（按：指拜上帝宗教与基督教义有差异之处），然其中仍有几个最重要点为他们所清楚明了及热诚信守的。这几点正是我们的宗教之根基，无此则不能成为基督教了”（注：转引自简友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1938页。）。他们甚至把太平天国看作是“第一次基督教运动在现代亚洲崛起”的标志（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1页。）。 太平天国的政治理念，也有若干重要的方面与基督教影响有关。例如，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宣扬“博爱”的宗教伦理，洪秀全接过了这一思想，推衍出他的社会平等、平均的政治主张。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写道：“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8页。）《原道醒世训》中也写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2页。）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待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21～322页。）这种社会平等、平均的思想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追求，虽然糅合了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及历代农民的朴素平等观念，但同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显然也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国家观，也主要是来源于基督教的“创世”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写道：“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2页。）金田起义之后不久洪秀全于广西永安发布的诏令中称：“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注：转引自简友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1764页。）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批注《圣经》，强调说：“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上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开创天国是也。”（注：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685页。）可见，太平天国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理论依据，也就是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乃万能的创世主和宇宙大主宰的宗教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