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2)03-0033-08 我国朝鲜族迁入中国东北，最早在明清之交。后金对明战争中，为了解除“后顾之患”，两次征讨朝鲜，掳掠大批朝鲜人。自康熙年起，清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朝鲜边民不顾生命危险，继续犯禁迁入图们江、鸭绿江以北挖参捕鹿。至清末，朝鲜北部频发天灾，朝鲜边民又大量逃往中国境内。总之，清代朝鲜人迁入，陆陆续续，时多时少，从未间断过。 19世纪80年代，清廷发现众多朝鲜边民在图们江以北开垦土地，起初令其限期回国，然朝鲜边民在此安土多年，不愿回国，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廷只好对朝鲜边民开垦之土“清丈升科”、“领照纳税”，并令“发易服”，视其为“中国民”。就此，本文拟探讨清季朝鲜人迁入我国东北的过程和清廷对朝鲜垦民所采取的土地政策。若有不妥之处，请予斧正。 一、清末朝鲜灾民犯禁迁居中国境内 从历史上看，朝鲜人自由来往图们江、鸭绿江两岸的历史较早。但1627年“江都会盟”之后情况就大有不同。“江都会盟”约定，“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①，并互相刷还“被掳男妇”②。此后，皇太极为杜绝两国百姓的来往，从原辽东边墙的东部起，到鸭绿江为止设置空旷地带（叫做“东边外闲荒”，当地的百姓叫“苏勒荒”）③。这个封禁地带，直到光绪元年清政府为汉族流民发给土地执照为止，大致持续了240年。清朝封疆的目的，虽有保护自己发祥地之意，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防止盗采人参，貂皮等。④ 同时，在江南朝鲜政府也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朝鲜百姓越境到北。如果一旦发生越境事件，当事人不用说，就连地方上的军官、守令、节度使及观察使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对当事者，朝鲜政府把详情告知清政府的同时，不论主犯还是随从，立即就地处于枭首的极刑。之后，从观察史到以下各级军官，根据责任的轻重，给予罢免、放流、绞斩等各种处分。1686年正月，朝鲜政府又制定《南北参商沿边犯越禁断事目》，对犯越者和地方官吏的处罚更加严厉。⑤ 但是，两国的封禁政策，最终还是未能阻止朝鲜边民的犯越。因为，封禁地区大部分为未开发的处女地，参貂果木丰实，土地肥沃，对穷困百姓来说，其诱惑无穷。尤其朝鲜人趁乾隆末年弛禁的机会，甚至从单纯的采集，狩猎，发展到在江北耕作土地的地步。这种情况，图们、鸭绿两江北岸大同小异。 由于图们江以北靠近朝鲜六镇地带，加之，清廷对这一带的稽查较松，朝鲜边民犯越现象尤盛。李氏朝鲜到了哲宗时期，世道政治横行，民不聊生，朝鲜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结果，1862年终于导致可谓近世朝鲜农村社会代表事件的“三南民乱”的爆发。同时，1860年、1870年代在朝鲜北关一带相继发生三次大自然灾害，使朝鲜北部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仅1860年8月发生的一次水灾，就使朝鲜北部富宁等10邑全部被水淹没，生灵途炭，饥民丛生。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六镇边民为了生计，不顾生命危险，冒禁迁入图们江以北地区。 同一时期，图们江以北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朝鲜灾民的潜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俄国缔结《北京条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通过这个条约，把珲春东部的沿海地带割给沙俄，从此，延边珲春和沙俄，同肘朝鲜也与沙俄始有国境线一。 对这一时期朝鲜灾民移至图们江以北的状况，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方面，均无详细的记载，然而，有关迁居俄国沿海洲地区的一些资料中对迁居中国境内的状况可见一斑。譬如，1864年6月10日吉林将军景纶咨报称：“内地奸民张保汰暗携地图赴吉心河地方潜投俄人欲开银穴，曾见该处有高丽窝铺四处，内有高丽男妇五十余人，在吉心河开垦地亩等语，嗣于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复据吉林将军德英咨报，俄人招引朝鲜国人比先益多，现在吉心河地方聚有男妇一千数百人，该处山坡圹野，俱经高丽开垦”。⑥这是1864年所提及之状况，说明吉心河地方4处有50多名朝鲜人，肯定是1864年以前已迁至该地。另外，俄人维古拉维著《在沿黑龙地方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⑦一文中也指出，“朝鲜人迁居俄国，是黑龙地方合并不久便开始。1863年以前在浦潮斯德及南乌苏里郡可见到少数朝鲜人来往，但不过夏来秋归而已。然至1863年，始有全家迁移之举，最初来者有13户”。 毫无疑问，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移民浪潮，由此一发则不可收拾，其规模也愈来愈大。尤其，到了1866年春，在朝鲜六镇一带又暴发洪水，加之同年在朝鲜国内的发生骇人听闻的镇压天主教信徒惨案，法国侵略朝鲜江华岛事件等，更是搞得人心惶惶，促使朝鲜六镇边民产生犯越的冲动。⑧史料记载，1867年正月6日，清查江恩骑尉额尔苏勒等巡至珲春河口地方时，“瞥见朝鲜国人男妇女子二百余名坐车迳奔正东，赶向查询何往，内有微通汉语者声言，现今俄罗斯招引我国人数千名，在吉心河地方开垦地亩，我国屡次挑兵年景歉收，课税加倍，交纳无力，实难度日，无乃弃家逃出度命，其时人数众多，吉心河又属俄界，若辄行阻止，恐滋事端”。⑨还有1869年珲春协领讷木津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奉饬前往摩阔崴……於中途遇有朝鲜国男妇子女四五十人，陆续越界，均由朱伦河地方前往海沿去讫，问其来历，混行指画，彼此话语不同，殊难知其究竟，因系俄界，未便拦阻”。⑩ 由此可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朝鲜人成群结队地移至俄境沿海地区，不可能不涉足于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这在一些零星的资料中也可以推测到。如1880年，招垦珲春边荒事务候选府李金镛奉命踏查时，发现朝鲜垦民带有朝鲜观察使发的地卷，载入册籍，惊愕之极，于是他向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澄报告说，他踏查之处，“与朝鲜一江之隔，该国边民屡遭荒歉，或被江水淹没无一耕种，陆续渡江升垦。现查已熟地二千垧。该国穷民数千人赖以糊口。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并据该国稳城府兵官赵秉稷面称，沿江之民，半多仰给于北岸。彼民自知越界垦种，但求格外施仁等语”。(11)对此，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澄认为事态严重，同年10月，上奏清廷，对越垦的朝鲜边民“准其领照纳租”。接着向朝鲜政府发出咨照：“朝鲜民人越界垦地，本应惩办，历奉成宪，禁令甚严，唯现在该民人等开垦有年，人数众多，朝廷务从宽大，不究既往，即著准其领照纳租”，并“查明户籍，分归珲春暨敦化县管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