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6-0093-06 在反映晚清官绅对基督教、对教案态度的言论中，相对于激烈的仇教、反教论，更有旨在与教方相安共处的“容教”论的产生和发展。究其意蕴，可以归结为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两大方面。对其政治方面的有关问题论及者较多，而对其文化因素的专门探讨则相对缺略，本文尝试为之。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官方的容教论，最初是发自因教案交涉而受到外国压迫的清廷少数当事人，那还几乎只是一种迫不得已而认可“守约护教”的政治呻吟，谈不上多少文化蕴涵，到了洋务派形成之后，由他们所发挥和倡导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势头的容教论中，才渐多注入确有其实的文化意蕴。随着容教论在晚清官绅中不断扩大认同范围和增强影响力度，其中的文化因素也较前愈显强化和突出。本文不拟对其纵向发展轨迹进行具体追踪，而着重从横向归纳出几个主要方面予以集中剖析。 一 辨明和否定有关讹言，增进对基督教真实情况的了解，这是晚清官绅容教论中文化因素的要端之一。 无可否认，关于基督教的千奇百怪、耸人听闻的大量讹言的广泛流布，是造成晚清反教论的重要文化成因之一。这类讹言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地广为流布生效，无疑是以存在广大的信实者为基础的，这反映了偌多人对基督教的基本情况和更为广阔的西方文化背景缺乏起码的了解，从根本上说，是由长期与外隔绝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一种与西方文化隔膜的表现。不必从当时典型的反洋教宣传品中引证那些俯拾皆是而又为人熟知的讹言材料，倒是看一下率先睁眼看世界的一代宗师辈人物的有关认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专门置有《天主教考》篇，其中却肯定地大量引录了清初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反洋教代表作《不得已》（杨光先作）一书中的“辟教”内容，并且还肯定地叙述了诸如传教士授人丸药，服后化为“女形数寸”，可“手抱人心”，使“终身向信不改教”（注：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古微堂重刊本，卷27，页31。），以及传教士“用华人眼睛点铅成银”之类的情事。像这些内容，都成为后来反洋教宣传中所采择利用的重要素材。湖南搢绅崔暕所写的《辟邪纪实》（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堪称晚清反洋教宣传品中的代表作，其中专置有《案证》一卷，简直可称为“反洋教讹言大全”。究其内容来源，除一部分由作者注明“××为予所言”者外，其余便是采自诸多书籍，《海国图志》亦列属其中。在了解世界、接触西学方面确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功的魏源，为何对基督教事物的认识却如此懵懂？深受明末清初以来诸多诬教之作的障蔽当是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传统因素的影响之大。 这方面的辟讹释疑，在晚清官绅中是到了躬亲处理教案的洋务派大员这里才旗帜鲜明地进行的。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经过“逐细研讯”，认定津民所传教堂“挖眼剖心作为药材”情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注：曾国藩：《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曾国藩全集·奏稿》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80～6981页。）。那么，为什么不光此时天津，而且全国诸多地方也盛行此类传闻并历久不衰？曾国藩认为，是对广泛流布的反洋教檄文揭帖中宣传的这类内容长期没有剖辨明白所致，因此请求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来辟讹除妄。当然，他也认为民众“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遂分析列举了“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等5项诱因（注：曾国藩：《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曾国藩全集·奏稿》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80～6981页。）。此议竟在朝野激起轩然大波，招得责言繁兴，不只是针对曾国藩屈从外国的总体态度，而且具体指斥他否认教堂有挖眼剖心之类恶举是抹杀事实，简直是众口铄金。惟洋务同党能以空谷足音为之声援。李鸿章在替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接办该教案的前夕，即致函曾氏，态度明朗地称道“大疏及照会代辨挖眼剖心必无其事，词义均极圆融”（注：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页16。）。“圆融”二字决非随意点厾之笔，将这个本出自佛家、意为“破除偏执，完满融通”的词语，用在此情此境，与其说是李鸿章对身陷窘境的曾国藩的宽慰，不如说是他们共同体认既屈身扶夷以禳祸端，又启蒙众生、不避丛谤的“无量功德”。 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在这方面也颇典型。他在两广总督任间，于光绪十五年八月上《商定稽查外国育婴堂办法折》，其中就明确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育婴堂，“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儿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辗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注：《张文襄公全集》，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卷26页9。）旋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办理教案更多，每每涉及教方挖眼剖心之类的哄传，而实际调查皆证明事属虚枉。对此，他晚年在《劝学篇》中予以总结说：“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伪谬相沿，决不可信。”遂举出亲自过问的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及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案的有关情况作为例证，并且提出了一个妇孺皆可一思的常识性设问：“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他呼吁：“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搢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注：《张文襄公全集》，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卷203页52～53。）。显然，张之洞是以不仅启导“下愚”，而且重在调教“搢绅”和“儒者”的口吻来置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