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为首的冠县、威县等地义和拳在冠县蒋家庄马场聚众起事，公开揭举出“灭洋”的旗帜。但旗帜上所书何语，却言人人殊，计有“助清灭洋”、“扶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举清灭洋”、“从清灭洋”等六种。义和团运动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产生过多种“灭洋”口号。这些语言色彩各有异同的口号，是与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是判定各种不同类型的义和团组织宗旨的重要依据。冠、威两县为中心的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义和团运动就是由冠、威地区义和拳开其端，因而，澄清其举事口号尤有必要。 一 伊索勒日记不足为据 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因为迄今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举事口号的原始中文记载。现有的六种说法中，“助清灭洋”、“兴清灭洋”是依据调查或回忆材料，其他几种则主要是译自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外国传教士当时据传闻将口号译成外文记录下来，在原始中文记载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这种外文记载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今天我们将这种译为外文的口号再回译为中文，却并不容易。这种回译，是一种复原的工作，一要符合外文的原意，二要通过认真的历史考订证明其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过。 较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伊索勒(P.Remy Isoré)的日记。伊索勒汉名赵席珍，1898年任直隶威县赵家庄教堂司铎，兼任当地教会所设赵家庄公校校长。赵家庄距义和拳举事地点蒋家庄约有30里路，10月25日10时，有教徒将义和拳已经举事的消息报告了伊索勒。伊索勒遂在日记中记录了义和拳举事的大体情况，特别是记录了义和拳旗帜上所书口号为："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注：P.Remy Isoré,"La chrétienté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转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后来，施达格在所著《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引用了伊索勒的这一记载，并相应地将口号英译为"Obedience to the Tsing;Death to the Europeans"（注：George Nye 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7,p.132.）。1941年，吴宣易将施达格此书节译，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为书名出版。其中有关伊索勒日记部分的译文是：“早晨六时，有人告余，义和洛几伦（即义和拳）已经起事，其旗帜系黄色而镶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吴宣易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1941年，第4页。“早晨六时”系施达格原书误译。）。后来人们在提到施达格所引述的这段日记时，沿袭了吴宣易的译法（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8页。）。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义和团研究者都据以认为，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举事口号为“扶清灭洋”。其实，吴宣易将口号译为义和团运动时期最为流行的“扶清灭洋”，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它既不符合施达格英译的原意，也没有其他文字资料和一般口述资料的佐证。 随着伊索勒日记法文原文的发现，人们对这一口号的译法产生了怀疑。龚杰文首次据法文原文译出了伊索勒日记的全文，其中将旗帜上所书口号直译为“顺清朝，杀欧洲人”（注：《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1期，第35页。）。之后，沈保义又对龚译进行了校订，校订稿将该口号改译为“顺清，灭洋”（注：《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4期（1987年8月）第1页。）。这两种译法都忠实于法文原文的文意，不过沈译更符合义和团口号的一般格式。而且，“顺清灭洋”口号是见于记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口号。比义和拳举事早一两个月，四川大足的余栋臣起义就曾经揭举出这一口号。由此，一些论者开始主张，义和拳举事口号就是“顺清灭洋”。有的甚至进一步论证该口号早在1897年就已出现，并可能通过山东诸城籍大足县令丁昌燕的渠道传向四川（注：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105页。）。但这毕竟只是提出了一种猜想，而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顺清灭洋”口号发生于四川大足，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顺”是与“逆”、“反”相对举的。余栋臣起义队伍以哥老会为主体，哥老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余栋臣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需要，改变多数哥老会员坚持的“反清”宗旨，才有“顺清”的提出。在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那里，并无反清的背景，有一些义和拳师甚至连赵三多参与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动都加以反对，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够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练武以壮自己身体，没有做犯乱的事”（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334页。）。既然赵三多及其义和拳以往并无反清宗旨，又何来“顺清”之说呢？ 实际上，“顺清灭洋”口号只在四川大足出现过，此后，在整个北方地区，在整个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中，就再也没有发现过这一口号。与“扶清灭洋”的译法相比较，“顺清灭洋”虽然符合法文原文的文意，但在历史记载和口述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伊索勒对义和拳口号的记录，可能系传闻过程中出现错误或翻译有误。 至于有的著作将这一口号译为“从清灭洋”（注：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其不足采信，就更加明显了。 二 “兴清灭洋”说信而有征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义和团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这次调查结束后汇编成的《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认为，赵三多义和拳的举事口号为“助清灭洋”。在这之后，“助清灭洋”说便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但这种说法的惟一依据，是一位名叫郭栋臣的老人的回忆及所撰《义和团的缘起》。据说郭栋臣担任过赵三多的文书（注：但梨园屯村老人张老和说，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赵三多的密信多叫张老和代写。见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内部铅印本，1960年？），第43页。），后来曾任晋冀鲁豫参议会参议、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馆馆员（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27页。）。他在当地是一位很有身份、很有阅历的人物，对义和拳的活动也叙述得最为系统和完整。他所具备的这些优势，显然影响了调查人的判断。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调查报告》完全忽略了另外的说法，即出自普通老百姓之口的“兴清灭洋”说。其实，口述资料的准确性，本不以人的身份为标准；而丰富的阅历，反倒可能使人记忆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