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00年春，我在英国剑桥与几位清末民初英国入华传教士的后代的接触中，获得英国人华女传教士埃米莉·M·尤因斯(Emily Marry Ewins)的《辛亥家书》（注：英文全称：Letters Home from Emily M.Ewins--An on the spot record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Hangkowand Wuchang,Central China,1911-1912，按字义译为：《埃米莉·M·尤因斯家书——1911-1912中国武昌汉口革命事件的现场记录》。），由尤因斯的长子H·M·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1989年12月编辑作注成册，共辑录尤因斯从中国汉口、武昌英国租界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发回英国的八封家书，分别写成于1911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9日、11月9日、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10日和1912年11月3日。前七封家书是尤因斯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内容所述的时间起始于1911年10月2日，迄止于12月10日）、在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与汉口）的所见所闻所历。第八封信写于1912年11月3日，内容则是对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的追忆。 尤因斯其人，未见载于任何人物工具书，仅在H.M.拉滕伯里撰写的私著《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注：H.M.拉滕伯里，《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未标印刷年份）(H.MorleyRattenbury,Rat-Rhyme:A Screed Recording the lives of fivemembers of onefamily who in four generations were all Methodist Ministers)第21-28页。）中有关其丈夫H.B.拉滕伯里的传记里有些述及。尤因斯，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市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入华的英国循道会（注：循道会(Welseya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教会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Wesleyan Centenary Hall,17 Bishopsgate St.Within,London,E.C),1852年入华，布道区为两广两湖地区，1907年统计有41位男教士、34位女教士，中国信徒3449人。参见D·麦吉利夫雷主编：《中国新教徒教会百年——百年庆典历史卷》，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907年，第89页。[D.MacGillivray (Ed.),A Century Of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89.]）女传教士，主要从事教会医院的护理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在滞留武昌、汉口的英国传教士中，尤因斯是为数不多的女传教士之一。她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家书的形式记载了她所经历的辛亥革命过程。在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活动庆典现场，尤因斯是被邀请而赴会的十一位外宾中的两位女性之一。 尤因斯是H.B.拉滕伯里(Harold Burgoyne Rattenbury)的第二任妻子（她在第四封、第七封和第八封家书中，提及了H.B.拉滕伯里）。除了《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中的传记外，H.B.拉滕伯里也未见载于其他人物工具书。H.B.拉滕伯里生于1878年，1902年被循道会委职派往中国湖北传教，直至1934年被召回英国总部，死于196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H.B.拉滕伯里的第一任夫人布鲁尔(Edith Brewer)和两个孩子被疏散到上海，1912年全家团圆，但1912年11月布鲁尔在分娩第三个孩子时死亡。 尤因斯是于1914年嫁给丧妻未及两年的H.B.拉滕伯里的，因此，她的《辛亥家书》一直由其姐姐希尔达(Hilda)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H.M.拉滕伯里从其娘姨希尔达的女儿里格利(Barbara Wrigley)手中获得母亲的《辛亥家书》，并于1989年编辑、作注、打印、装订成册，分发给亲朋好友共享，而将原件（包括H.B.拉滕伯里的信件）保存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Rylands Library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经辗转联系，笔者最终从居住在康福斯市(Carnforth)的H.M.拉滕伯里处获得了对《辛亥家书》的利用和引用权（注：《辛亥家书》的编者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2000年9月6日给我一个亲笔简笺，全文如下：“我已经准许维民利用和引用我母亲（尤因斯）于1911至1912年发自中国的信件，这些信件目前已存放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拉滕伯里（遗嘱执行人）2000年9月6日。”("Weimin has mypermission to use and quote from my mother's (Emily Ewins)letters from China 1911-12 now lodged in the Rylands Libraryat Manchester University.H.M.Rattenbury (Executor),Dated:September6,2000.")）。 《辛亥家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所见所闻的一些具体细节，可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2.《辛亥家书》中所涉及的多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均名不见经传，故成为英国来华传教士研究的新资料。3.西方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态度与涉入的过程，均在《辛亥家书》的字里行间隐约显现，为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4.《辛亥家书》中所记录的一些细节，为寻找新史料提供了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