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5-0102-08 孙中山的思想创造就在于他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则是他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1]。近几年来，关于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学术论文已有不少，但均未深入揭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思想与其民生主义思想的联系。孙中山于民元对铁路建设多有阐发，细加梳理，是可以对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关系的论述有一个全面了解的。 一 铁路建设是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的革命目标与解决民初现实经济问题（其实就是财政困难问题）而提出的必然要求，这是其民生主义思想逻辑发展在民国初年的必然性结果。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孙中山早在他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早期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1905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指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封建王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过分沉湎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中，他是一个坚持不懈奋斗的革命家，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又给自己确立了下一步奋斗的目标。武昌起义胜利后，1911年12月29日，他一回到国内就在上海中国同盟会本部欢迎大会上表示：“本会持三大主义，唱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3]。此后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明确宣布：“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4]孙中山在解职后的民元大半年时间内，除8月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商谈国是”外，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他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的谈话占了大部分[5]。他认为，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6] 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一直索绕在孙中山的脑际，他没有忘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终极追求。从1912年5月起，他又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际上就是谋求所谓的“国利民福”。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国利民福”成为常常挂在孙中山嘴边的政治术语，他对此不断加以阐发。他首先认识到要谋求“国利民福”，就必须实行民生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胜利意味着“民族、民权目的已达”，而“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7]孙中山还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实行民生主义，他将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行办法与解决民初财政问题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虑，他说：“惟革新伊始，在在需财，现时国家岁入，比之亡清尚少，欲救其弊，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两方并举，事简而易行。”[8]他又说：“地权既均，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盖土地之面积有限，而工商之出息无限，由是而制造事业日繁，世界用途日广，国利民福，莫大乎是。”认为平均地权是“在今日宜实行民生主义之第一级”[9]。6月9日，在广州行辕对议员、记者的演说中，他将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行办法与解决民初财政问题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关系揭示得更为清楚，他说：“今民国注重建设，其首要当在财政，而财政之收入，莫大于税。……今国家之税不一，其收入机关诸多繁重。若厘金关卡等，销耗既多，且有流弊，不如就地征税，较为简单，此即吾前所谓‘平均地权’之道也。”[10]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实行就地抽税，则国家即变成一大业主，何等富厚。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利民福，何乐不为！”[11] 谋求“国利民福”就是谋求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在民元，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想方设法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窘问题。民元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财政收入仅1387万元，而财政支出达1550万元[12]。因此，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正好与解决财政困难的现实要求是高度一致的。解决民初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才是真正的解决。在作了前述的充分铺垫之后，孙中山才提出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二个办法即大力加强铁路建设。6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又一次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是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从他对“北京之政争”的看法引发开去，提出了解决民初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进行铁路建设，认为以铁路建设来解决民初的经济问题乃为“务本之谈”。他首先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从而强调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分析指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有本末之分，末法适用于“紧迫”之时，而从长计议，谋求彻底的解决，必须“本末俱举”，而以“务本”为要。他指出，“我国一般之舆论，能作务本之谈者，皆以为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然负之而可举者，其作始为资本，助之而必行者，其归结为交通。今因从事于资本之企画、银行财团之组织，随在有人，而谈论交通者稍寡，热狂留意于交通事业中之重要所谓铁道者尤鲜。”他进而阐明铁路在整个实业结构与交通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断：“虽然，铁路顾可冷淡视之，以为置之于实业中，仅占区区部分乎？请问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13]因此，铁路建设为“务本之谈”在孙中山看来就是理所当然了。他在1912年8月22日给宋教仁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由此看来，铁路建设是作为解决民初经济困难问题的“务本”之谈而提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大力呼吁：“惟吾有求于一般国民之注意者，先当知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14]6月25日的谈话应该是他决心要致力于中国铁路建设的宣言书。此后，他就在多种场合表明他今后的任务就是专门从事中国的铁路建设。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曾发出号召说：“务望诸君勉力进行，于十年内将全国铁路赶紧造竣，以期早收国利民福之效。”[15]由此看来，进行铁路建设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民生主义终极追求——国利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