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2)04-0045-05 一 孙中山伦敦被难的根源，就是他的反清革命活动触动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伦敦被难以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 1.上书李鸿章失败，标志着孙中山改良斗争阶段的结束。 早在孙中山学医期间，就特别关心政治问题，他的反满情绪和民主思想逐步增长，政治上日益觉醒。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但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医生，而是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安危。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他与陈少白、尤少纨（即尤列）、杨鹤龄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1](P229)。孙中山开始了寻求救国道路，从事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共赴天津向清朝总督李鸿章上书，希望这个洋务派首领实行“富国强兵之道”。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此四项不仅是西方成功的奠基石，而且是当世生存所必需。如果中国能“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2](P8)。《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早期改良主义的代表作。 《上李鸿章书》没有得到李鸿章的重视，而恰在此时，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军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机。这一切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2](P86)只有推翻清朝专制制度才是力挽中国狂澜的出路。 孙中山赴天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作为一位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政治人物的第一阶段（改良斗争阶段）的结束，这就是必须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 2.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从事“倾覆清廷”革命斗争的开始。 这一时期，他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并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 孙中山试图通过中国社会的最上层进行改良的主张遭到失败后，便开始转入中下层社会，依靠华侨和会党的力量，建立革命组织，从事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斗争。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20多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1月24日在火奴鲁鲁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在章程中他谴责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上则因循守旧，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因而“辱国丧师，……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环列，……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创立本会，“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2](P19)。同时，在吸收会员的盟书中进一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2](P20)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战斗纲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新的航程。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人立即着手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1895年初，他回到香港，联络革命同志，策划广州起义，并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此次起义的最终目标。当时，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孙中山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于是着手策划武装起义。 为发动广州起义，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于1895年10月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革命活动的机关，商讨起义的具体计划及其事后政策。经过惨淡经营，“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馀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也”[1](P230)。同时受株连而死和被捕的有70余人，起义流产，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孙中山断发改装，流亡国外，继续发展革命组织，从事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却震撼了清政府，使清政府认识到孙中山的革命能力，“北京政府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屈不挠而又极为活跃的鼓动家，……因此决定要尽快地除掉他，悬赏缉拿的布告张贴在香港、澳门、西贡和新加坡，同时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提高了警觉”[3](P90)。清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捉拿他，一面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设法逮捕；一面通报亚、美、欧洲各国公使密切注意，相机缉拿；而且，清驻英公使馆还雇请外国侦探。逮捕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既定方针，因此，孙中山伦敦被难是不可避免的。1896年10月11日上午10时半，孙中山从伦敦住所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去波德兰区探望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英国教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在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三名使馆华人挟持到清朝驻英公使馆三楼，进行秘密囚禁，并用7千英磅的高价雇用一只船准备把他从英国偷偷运回国内处死，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