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

作 者:
张宁 

作者简介:
张宁(1971-),男,陕西岐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清代后期,各种外国货币在我国许多地区大量流通,占清末全国货币总额的比重超过30%。外币的渗透与侵略活动经常有密切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它们适应了我国币制变革的需要,被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中国人主动接受。外币的流通在我国货币制度的早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的币制改良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3-0307-06

      清代后期,巨额的外国货币在中国众多地区广泛流通,其种类多样,既有新式银元、纸币,也有旧式铜钱。来源更是复杂,出自十几个国家,或其殖民地和在华企业。据估计,清末全国货币总额中外国货币占很大比重,超过30%,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里面有着重要地位。

      对这一问题,不少综合性货币史著作都有涉及,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和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为代表。专题研究较少,20世纪50年代献可编著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此外多是零星的钱币学研究,观点单一,主要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

      本文拟全面研究外币在华流通,将侵略——反侵略与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两种思路结合起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一、外币流通的格局

      鸦片战争前,已有外币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

      一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钱或番银。外国银元流入始于明代。清朝开海禁后外贸迅速发展,外商购买我国丝、茶、瓷等土特产用的几乎都是各种银元。洋钱流入中国,长期只作银块流通,要称重量、较成色,并被改铸为银两。至乾隆中后期(约18世纪70-80年代),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像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1](第43页),势力从闽广向北扩展,道光年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1](第42页),但“长江溯流而西,至芜湖即不用,北上过黄河亦然”[1](第52页)。输入中国的银元总共有几十种,最流行的莫过于一种西班牙银元——本洋(又称佛头、老头),即铸于墨西哥的加罗拉四世银元,重416英厘,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多,含纯银90%。因供不应求,本洋出现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同为西班牙银元的加罗拉三世币和斐迪南七世币虽重量成色一律,却要对本洋贴水[1](第55-56页)。

      二是“夷钱”,即越南和日本的铜钱。道光初年,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贩入,“为数众多。近年一船所带或数千串至数万串不等”[1](第85页),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区大量流通,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掺杂行使,十居六七”。“夷钱”并已向内地渗透,如山东“兖州间或有光中、景盛字样钱”[1](第99-101页)。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断加强,中外交往日渐深入,在我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范围愈广、势力愈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鹰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银元日益流行,本洋是华东华南最受喜爱的货币。虽然墨西哥独立(1821年)不久便停铸本洋,但中外贸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为止升水通常维持在8%到16%[2](第528页)。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为战乱人们纷纷收藏这一公认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那几年上海生丝出口剧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购生丝之用,本洋出现短缺。4年内输入约6000万元仍不敷用,升水稳定在50%以上,有此币者愈视为奇货。到1856年夏季,在欧洲不论用什么价格再也搜罗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达到86%,依然极难得到。鹰洋开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3](第55、56页)。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种西班牙银元可能还有几千万元。

      墨西哥从1823年自铸银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镌有鹰徽,俗称“鹰洋”。进入中国后长期不大受欢迎,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25%。直到1853年在广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势力迅速扩张,60年代势力达到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4](第150-154页)。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朝鲜、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

      这一时期,“夷钱”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咸丰初年在北京查获“光中通宝”字样的小钱[1](第99页)。

      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外币在华流通获更大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

      1.外国银元。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各国政府(或殖民政府)渐自铸银元抵制。而美国羡其利,更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这些银元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数种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一些地方成为鹰洋劲敌。

      日本银元(也称日本龙洋或龙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国约2000万元,流通于福建沿海、台湾、广东的潮汕和琼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处[5](第112页)。

      美国贸易银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库平0.7296两)。一度在东南沿海颇受欢迎,1887年停铸。留在中国的被熔化(因含银较多),19世纪结束前已绝迹[4](第144页)。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