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1;K254.9 文献标识码：A 1860年1至2月间，太平天国在芜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持会议的忠王李秀成向活动于皖南的众将通报了天京领导层制定的“围魏救赵”的破解京围计划。这一计划是由干王洪仁玕创意，忠王李秀成参与，最后由天王洪秀全批准的。对这一说法，在我国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注：有关论点可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1720页；郦纯：《太平天国军事概述》下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页；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本文认为，芜湖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由忠王李秀成创意的战略决策过程，称作“芜湖战略决策”似为确切。太平天国在天京并没有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李秀成起初仍想沿用以往破解京围的经验，从皖南调兵直接援京。只是在芜湖期间，他通过综合分析敌我态势后，才决定向宁国广德机动。 （一）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天京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之役，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是援引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术。（注：有关论点可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719-1720页；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一册，第131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54页；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页。综合简、郦、郭、罗四位先生的观点，他们都认定这样一个“围魏救赵”性质的战略是早在战役前就制定的了，且除罗尔纲之外的三位先生都以为出此计者是洪仁玕，三人都认为李秀成离浦口南下芜湖正是执行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李秀成是这一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罗尔纲回避了主谋问题，但他也不否认这一战略是在李秀成离开浦口前就已制定，李秀成在芜湖会集诸将开会布置的也是这个方案。）如果从这次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在这次战役开始前，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在天京制订这样一个“围魏救赵”的战略，更不应说洪仁玕制订了这一战略。几位认定有此战略且认定此战略是由洪仁玕制订的先生所据，无非是《洪仁玕自述》。那就先来分析洪仁玕的自述。洪仁玕被俘后所留下的口供、亲笔供等共七件，其中有四件提到了二破江南大营史事。 在席宝田军营中的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一》）： （忠王）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救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救心切，乃曰：……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处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见殿下如算矣……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救此二路，兵去，则一线之路既断，江北之粮不能进京，其势必急迫，若请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吾主知遇之恩也。……伊又着人面谢……即行备办缨帽号衣，伪装敌兵模样，一路潜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门…… 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二》）： 忠王三次面求划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旌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 在南昌府之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三》）： 那年南京被张家祥围困，仅有一线浦口之路可通无为州粮道。伪忠王问计于小的，小的叫伪忠王往攻湖州、苏州之虚，则张家祥必撤大兵往救，京围自解矣。 在江西巡抚衙门的口供（以下简称《供词四》）： 那陈玉成打江北，李秀成打湖北、江西、苏、杭，都是我的计策。（注：洪仁玕：《供词一》、《供词二》、《供词三》、《供词四》，分别见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470-471页；第484页；488页；492页。） 在以上供词中，洪仁玕试图透露以下两个主要信息：第一，他反复强调，是李秀成向他问计，他“见其求救心切”，才出了这条妙计。《供词四》更是把别人的功劳一笔抹煞，称别人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我的计策”。总之，洪仁玕反复地申明，李秀成对破围根本想不出主意，只好向他问计。他面授机宜，得到了忠王的认可、叹服以及不折不扣的执行。第二，洪仁玕提出的解围方案是一个总体的方案。在“虚攻湖杭”的同时，还会合了其他几路主力合力破围。《供词二》中“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王、侍王即……潜入湖杭二处”，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英王在这次行动的一开始，就是与忠王、侍王协同行动的。 笔者认为，《洪仁玕自述》中反复重申的李秀成向他问计的情节，根本不能成立。李秀成与洪仁玕不睦，是众所周知的。“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页。），这说明李秀成对洪仁玕的才干并不信服，更何况李秀成对洪仁玕的不服主要还是针对洪仁玕不懂军事。洪仁玕的供词或许是想表明正因为他献了“围魏救赵”的奇计，才使李秀成信服了他。但一派“将相和”的假象掩盖不住洪仁玕自我标榜的居心。在他笔下，李秀成竟然天真地“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从而被洪仁玕第二次“开导”。其实自从1859年2月27日薛之元在江浦叛降献城，这一年李秀成和回援的陈玉成就始终在江北苦战，为的就是打通两浦粮道。作为一线指挥员，他自然要比洪仁玕更清楚浦口的得失对于天京的意义。他居然还提出从浦口、江浦撤兵，这简直是毫无军事常识的儿戏。这个情节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其实洪仁玕根本不知道江北的战况。至于江浦，李秀成一直就没有收复过，又哪来的从江浦、浦口二处撤兵的事呢？他在《供词一》和《供词二》中所说的李秀成是三次向他问计的话，颇有“三顾茅庐”的味道，有如说书唱戏。当然，李秀成作为天京地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有大事是一定要和身为军师的洪仁玕商议的，但这充其量是礼节性的和形式上的。李秀成作为久经沙场的一线指挥员，即便是凭经验找对策，也不至于愁眉苦脸地来向洪仁玕讨教，更何况他与洪有那么深的成见和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