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发展到最高潮时，突然发生了令朝野震惊的事件。有三批民间秘密教门信徒（共140多人）被冠以“演习邪教”的罪名而遭逮杀，于是产生义和团与白莲教自相残杀的说法。时人谓义和拳乃八卦教之余支，被捕者与义和拳同源，称“捉之者乃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页。），“以八卦会而拿八卦教，可谓数典而忘其祖矣”（注：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129页。）。义和团同被捕的白莲教是否同源？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研究义和团史者不可不弄清的重要问题。 白莲教创立于南宋初（1133年左右），其教义原是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并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但至元末，白莲教在发动红巾军大起义过程中，则倡言“弥勒下生”以取代原所崇奉的阿弥陀佛，又增以“明王出世”之说作为改朝换代号召，这对此后民间秘密教派产生重要的影响。至明中叶，新出现的众多民间教门，其教旨又大不同于宋、元白莲教。它们信奉无生老母，默念八字真言，鼓吹劫变观念，宣扬三世、三阳、三会与三佛轮流掌管天盘思想等等。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信仰已大大有别于以往白莲教，不宜再视它为白莲教。但事实上，明清时期有一些教门，如东大乘教（闻香教）、八卦教、收元教、混元教、天理教等，在其真言、咒语中仍隐含有弥勒应劫救世这类思想，有的更增以“牛八”之说，这同元末白莲教倡言明王出世旨在反元复宋、同寓反对异族统治之意并无本质区异。为此，明清以来不少文献记述中仍有称它们为白莲教或其遗支的，因为藉信奉弥勒而行谋叛活动已成为人们关于白莲教特征的共识（注：可参看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章，《中国民间教派——“白莲教”辨析》，收入《义和团运动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其组织构成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18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金钟罩）及相关的红拳会，已与坎、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先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都具有教门特征。它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一特征于运动初期就已形成，并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到其发展阶段则教门性质日趋显明。 一 民间秘密教门在直隶的义和团中浮现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主要是在直隶境内展开。1899年秋后，袁世凯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直隶的义和拳便趁此在境属各地兴起。其中一部分自山东边境移入，如山东德州一些义和拳转移至本境故城、景州，然后向吴桥、东光、沧州发展；另有部分是赵三多、阎书芹的原义和拳队伍，往冀州、河间府属发展。但对直隶义和团运动具有全局影响者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在保定府属的新城县板家窝与白沟镇为中心所设立的团坛，它们才是直隶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兴起、发展的标志。这些团坛多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间，它们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向东，顺大清河往静海、天津扩张；一往北，沿定兴、涞水、涿州推进，并由此涌入北京。它们分别与津、京的义和团联合形成运动高潮。从义和团组织的主体构成看，这一阶段同前一阶段相比有很大区别，最显著的现象是不论义和团来自何方，不论其阶级、阶层构成有何不同，均不约而同地相继聚集在乾、坎二团旗帜之下。田野调查提供给我们的口碑材料是：作为直隶义和团兴起标志的上述两个坛口，新城板家窝为乾宇拳团，而白沟河沈各庄则是坎字拳团（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1-1279页。）。随后它们分别进驻静海、天津，成为该地区的义和团主力。 义和团运动在静海、天津有多少个坛口，文献中未有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天津史学工作者调查统计，在静海有25个，其中坎22、乾2、离1；在天津有220个，乾72、坎39、震4、离2、坤1、不明卦别的102（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4-193页。）。乾字团总首领为曹福田，王德成、韩以礼、刘十九等亦为重要团首。曹福田，静海人，出身行伍，统领天津城厢大部分义和团，红灯照亦接受他教练。王德成原名王成得，初是板家窝坛口拳首，这一坛口是请山东拳师来传授设立的。后来，王成得率文安、霸州拳众沿大清河进入天津，立乾字团（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17、118页。）。刘十九原名刘长香，山东茌平县马家沙窝人。马家沙窝原为朱红灯神拳在茌平活动的据点。那时刘十九在拳内地位不大闻名，当亦属于朱红灯离卦教的神拳系统。后来天主教捉拿神拳徒众，他跑到天津立坛成为乾字团的一个重要首领（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903-906页。）。韩以礼是山东武城人，来天津以前就已在了义和团，来天津设坛属乾字团武场（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17、118页。）。坎字团总首领是张德成，白沟镇东赵庄人。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他同白沟人宋福恒在白沟河沈各庄一带建立坛口。张德成操船为业，宋曾是张的雇工，张与之结拜成兄弟。拳坛建立后，宋留在原地活动，而张则率拳众沿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到了静海县独流镇，在此建立了“天下第一团”，随后又进入天津成为坎字团总首领（注：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第1273页；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09-111页。）。离字团在天津、静海者不多，一共才三四个坛口，首领滕德生，山东郑家口（现属河北省故城县）人。滕先建坛于静海，继而也立团于天津（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第121页。）。光绪二十六年四五月，保定府属各地义和团集聚涿州，并由此涌入北京。天津的义和团于此时亦有一部分向北京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