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力量

——中国当代美术演进中的批评视角与批评家角色

作 者:

作者简介:
贾方舟 北京昌平区上苑村151号 102212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与中国当代艺术演进双向互动的是艺术批评自身的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当代艺术批评面对的新情况层出不穷;在新的艺术现象、艺术方式、艺术形态以及艺术观念不断显现的同时,也在向批评家提出新的学术命题。而批评家身份的角色转换,既是一种适应生存处境的应对策略,更是一种导引创作发展的主动战略。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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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家本质上依赖于他人的思想。他是从他人的思想中得到食物和营养的。从主体经由客体到主体,这是对任何阐释行为的三个阶段的准确描述。走向对象,乃是走向自身。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注:乔治·布莱(比利时人)是日内瓦学派的重要批评家,所著《批评意识》一书出版于1971年,被认为“是一部关于日内瓦学派的‘全景及宣言’式的杰作”。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986年,《美术》编辑部约我写了一篇题为《批评本体意识的觉醒——美术批评二十年回顾》的文章。我不由产生一种感慨:这个十六年前拟就的副题,今天又要来重作一遍了!

      实际上当时真正可回顾的也就是六七年时间。我记不清那时为什么要将“回顾”上溯二十年。大概是想说从1966年的“文革”到改革开放前这十多年间批判的缺失抑或批评的异化吧!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正是在“革命大批判”这个“文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水天中曾在《风云际会一百年》中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这一特有的历史现象作过如下描述:

      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美术界的批判形成一套完整的模式。……这种批评之不同于正常的学术批判,在于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弄清某个学术问题,而是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它总是“剑及履及”,以“组织处理”宣告批判的结束。不知道是乌鸦的聒噪引来了灾祸,还是灾祸引来了乌鸦的聒噪,反正批判总是处罚、处分的先声,或是为处分、处罚寻求理论根据。(注:水天中:《风云除会一百年》见《江苏画刊》1996年第2期。)

      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遗风”又重新显露,对’85美术运动全盘否定,对支持’85运动的批评家展开“清算”。虽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气氛有所好转,但直到90年代后期还是有《擦亮眼睛》这样类似“敌情侦察报告”的文章面世!

      二十年回顾:批评的使命和批评家的出场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推波助澜的当代艺术批评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深阔背景下起步: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许多与政治相关联的问题尚待澄清。那时的人们,思想中的参照系和理想模式还是五六十年代,旧有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给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带来突破性进展……1979年以后,美术批评开始有了起色。许多在过去根本不能触及的理论禁区被打开了。诸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表现自我与表现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的本质与功能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抽象与具象的问题;艺术个性与民族性的问题以及形式美、抽象美、人体美的问题等等。可以说,从1979年一直延续到1984年的这一场讨论,几乎触及到美术理论中的所有基本问题。(注:水天中:《风云除会一百年》见《江苏画刊》1996年第2期。)

      显然,这些理论问题能否得到清理,直接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发展。而批评的历史使命也正是从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清理开始。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及的就是何溶。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甚至批评家已经不晓得这位已故的批评家是谁了。但是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和批评家(时任《美术》杂志副主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对新时期美术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打破种种理论禁区,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批评的发展,为鼓励和提携年轻的艺术家和年轻的批评家,他真正是鞠躬尽瘁、不遗余力。批评家栗宪庭后来写道:

      回顾何溶主持《美术》的1976-1983年的美术现状,可以说,没有一件给美术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事件不是《美术》首先反映、研究和推波助澜的。……何溶几乎对新时期的每一个变化都充满了激情。他敏感到一个伟大的转折已经到来,……他大声疾呼“艺术必须干预生活,不干预生活是没有出息的”。……在讨论中,他始终能宽怀大度地容纳各种不同意见,才使《美术》成为那个时期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发行量也创了建国至今的最高纪录。(注:栗宪庭:《敏锐、胆魄、宽容与历史感》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6期。)

      与此同时,先后创刊的《世界美术》和《美术译丛》也开辟出另一个“战场”。当时,作为《世界美术》负责人的邵大箴一面参与各种理论问题的讨论,一面开始在该刊连载他撰写的《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首闯三十年来的禁区,形成了中国美术界对西方现代派的基本印象和美术出版界介绍西方现代派的大纲”(注:高名潞:《中国当代美术史册1985-1986·大事纪》。)。后来,他又连续撰写了《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等著作,对于刚刚开放的美术界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提供了最初也是最急需的读本。

      “西方现代美术”这扇“窗”的开启,许多新观念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上述理论问题的展开,于是新时期的第一批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纷纷登场。他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执编于专业刊物的中青年美术理论家;二,相继毕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第一批美术史论研究生;三,《美术》编辑部通过“征文”方式从全国各地发掘的“新人”。这些中青年美术批评家的介入,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批评建设带来了巨大活力。

      随着’85新潮的出现,一批更年轻、更富朝气的批评家也先后登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走向批评“舞台”的。他们比他们的前一代具有更为开阔的批评视野和更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到90年代初,他们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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