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3)03-0080-04 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岩画，是绘画或刻制在石头上的图画，它是人类没有文字以前文化的最大载体，在国外又称“石头艺术”。从远古的狩猎时代，到现代的“原始部落”都存在着岩画的创作。这些画，生动而丰富地印记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足迹，“堪称想像宏丽、言情浓烈、造型生动简朴、意境深邃的无声史诗”。岩画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某种特定文化样式，当聚集在一起的岩画能按时代顺序明确起来时，每一种就代表一个文化序列中的不同时期，通过题材的综合，岩画就能揭示出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对于狩猎的动物种类和所采集的食物种类的描绘，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人类生存的制度。对武器工具和其他物件的描绘，揭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神话和信仰的图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过去，它们反映出远古人类思想意识的本质面貌，同时还揭示出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岩画无疑成为具有世界性宽度和历史性深度的研究课题，并为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原始宗教史、艺术史、经济史、神话学、哲学、天文学、美术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形象化资料。“岩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在具体方法上有相互交叉的相通之处，可资相互借鉴，而且也在于它们在研究的对象或资料上具有相同或可以相互参证、比较的一面。”[1]正因为岩画的研究涉及到多种学科，岩画学也就被称为边缘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尤其受益于民族考古学，其成果也博济彼此。 中国的古史研究曾以其单一的研究模式呼吸了两千多年，铸就了中国式人文研究的固定模式——文字的训诂与文献的考据。直到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种单一的模式才开始拓宽自己的领域，从考古文物、甲骨文等地下材料中汲取新鲜的空气。从此以后，人文研究改头换面，先后出现了歌谣、民俗一派，岩画一派也随之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岩画研究从诞生始就具有了学科交叉的吸引力，中国的研究者最初就未曾把岩画作为简单的考古文物对待，从最初的实地考察、发现、复制、汇编和整理到现在的解读与理论阐释，他们都把跨学科的眼光投诸于此，从而在岩画研究不断突破的同时也取得了多学科多领域的成就[2] 。 岩画的种类很多，对不同种类岩画的研究都体现了学科交叉的魅力。在类人面像岩画的研究中，经过考古的辅助研究证明了岩画中的类人面像与各地出土的彩陶、陶塑和骨雕中的类人面像大都相互辉映，从而在时间上得以彼此印证。例如，在黑龙江沿岸舍卡奇一带发现人面像岩刻以来，原苏联学者曾试图去说明这些岩画是何时何地被何人制作的，但未果。直到考古学家们对黑龙江两岸的古代遗址作了系统的发掘后（包括对岩刻附近的地点做了发掘），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在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碎片上，发现圆形的人眼在凝视着我们，嘴巴的外轮廓在柔软的陶土中刻出很深的轮廓线，总的看来，这些陶土器上的人面像与在舍卡奇发现的人面像同出一辙。对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考察，证明这些陶器是堆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层位，可用碳－14测试的方法，明确地断代为公元前第三千纪。舍卡奇岩画的制作年代也当大致与此相同[3]。而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类人面像，却是体现了岩画学对民族学的功劳，这些岩画不但反映了祖先崇拜的含义，而且在人面像面部或额头之上刻划的直道，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嫠面”的习俗。此外，类人面像岩画不是随意敲凿在任何适于作画的石面上，而往往只分布于沟畔悬崖或沟口岩畔上，这就可能说明这种地貌环境，便于人们在这里举行“生殖巫术”的仪式。经过比较发现类人面像的图像制作非常认真，采用比较费事的磨刻技术，磨痕较深，手触有光滑感。这就说明人们可能把此类图像作为庄重、严肃和神圣的事业看待。而且这些类人面像的图像一般不与其他内容的岩画混刻在一处，而是单独存在。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生殖巫术”的重视程度，其有专门的活动场地。 在对狩猎岩画的研究中，例如我国北方阴山乌拉特中旗的“猎鹿”岩画，整幅画面突出野鹿的地位，它虽身中数箭，却依然屹立不动，充分显露出创作者的心理动机，体现出远古先民对野鹿存有的巫术情结。再比如在中国北方草原发现的岩画中有回纥文、西夏文、蒙古文、突厥文，内容包括狩猎、畜牧、争战、自然崇拜及神灵崇拜、舞蹈等。由此可窥出从远古时代开始，这里曾经出现过荤粥、鬼方、戎、狄、羌族、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可见，运用考古学、民俗学、原始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隐匿在岩画背后的原始文化及其历史的奥秘。 在对岩画中日显突出的一种——生殖岩画的研究中发现，交叉学科及学科交叉的魅力更是不容忽视。由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画面情节，我们可以断定其为“生殖岩画”，这一大型的雕刻岩画，非当时拥有生殖巫术与生殖崇拜思想的原始先民不能创造出来。对其解读必须以跨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其意义，从而使其成为上古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证据。王炳华先生指出：“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看，这一主题的如此大型雕刻画面，在国内，是目前仅见的一幅；从世界范围看，也未曾见到如此宏大规模、明白清晰的有关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画面报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新疆地区已见的岩画资料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需要特别保护的一处遗迹，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它清楚表露的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与宗教、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艺术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许多领域，都具有不可轻估的意义。形象一点说，它是当之无愧地雕凿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页思想文化史！因为没有后人的润色、增删，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晚期当年人们的朴实、纯净，显示着他们的追求、祈祷，记录着他们野性的呼喊与欢乐，表现着他们的美学追求与艺术实践，有如摄、录像一样保留着他们当年的生动形象……这就较之任何古朴的文字，都更为明白、清楚地显露了它的思想内涵。”[4] 如同岩画可以为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形象的资料一样，对岩画生殖图像的研究也需要借助于很多领域，比如古文字、神话传说等。同样是新疆地区，塔城裕民县巴尔达湖的岩刻也有生殖方面的图像，研究者对其构图的方式作了详尽的分析，发现越南的神话传说和云南纳西族的《祭天古歌》可以作为这些生殖图像的文字注解，而且从甲骨文和金文中也能探寻到其踪迹。 族属及年代问题是岩画研究的难题。岩画记载着原始的狩猎部族与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众多民族共同创作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其特征又各异。游牧民族本身流动性大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其族属问题不能单一地强调某个民族创作了某地岩画。比如，内蒙古大草原上就生活过匈奴、鲜卑、乌桓、蒙古等民族，甘肃境内生活过匈奴、羌、月氏、乌孙人，因此，各地岩画应是由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共同创造的原始艺术。关于岩画的断代问题就需要参考多学科的资料进行类比，探索性地推论其年代。比如，从其作画方式及雕凿工具上就能找出断代的线索，从自然环境的变迁、动物种类的演变等内容的研究上也可以从侧面为岩画断代提供一定的线索。如今关于中国岩画的断代方法，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总结并加以介绍。如采用考古学放射性碳素（碳－14）和孢子粉化验断代；以辨认岩画动物种属的兴灭来推断岩画年代；岩画与出土文物相对照来推测岩画年代；通过古文献史料分析岩画制作手法、内容题材、艺术风格以及民俗、民族学等有关材料来判断其相对年代。目前我国学者大都采用以上各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