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女性主义运动的确发展成为了一个解放运动，在当前它的力量必须主要是以感情——个人的、心理的和主观的——为中心，就像其他与之有关的激进的运动，而不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历史分析：女性主义攻击的身份使其地位自然提高了。但是像任何革命一样，女性主义最终仍必须紧紧抓住基于各种知识和学问的理智与观念——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同样，也涉及现在社会状况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像约翰·斯图亚特迈尔所提倡的，我们接受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观点，那我们的学院调查就会像社会安排一样真实。在前者中，“天性”的假设必须受到质疑，基于大量所谓事实的神话带来了曙光。正是在这里，妇女被作为公认的局外人的地位，“她”的标记取代了假定中立的“一个”——在现实中，白种－男性地位被当作一种自然（或天生）来接受，或是隐藏的“他”作为所有学术意义的主题——是一种决定性的优势，而不仅仅是阻碍或一种主观的扭曲。 在艺术史的领域中，西方白人男性的观点不由自主地被当作艺术史家的观点来接受，可能——或是已经证明不仅仅是道德或伦理上的不公正，因为他们是人种上高人一等，而不是智力上的原因。大量的学院艺术史的失败，以及通常大量的艺术史都描绘了不被承认的价值系统，艺术史调查中一个强加的主题的出席出现，女性主义的批评同时承载着它观念上的自鸣得意，它的改变历史的天真。在这个所有的训练都变得自我意识更强的时代，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她们假定的天性被展示在各种学术领域的建构和语言中，这样不加鉴别地接受“天性”是“什么”，在知识上将会是致使的缺欠。正如迈尔所说，男性为主流是一个长期以来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如果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克服它，所以我们必须将白人男性为主的主观臆断看作是一种扭曲，是为了取得一种更为准确和中肯的历史位置，我们必须要纠正这种曲解。 现在在运用中的女性主义知识（如迈尔的理论）能够看透目前文化观念的局限性和它的特殊的“职业性”所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对妇女问题上的偏见和不公正，而且也能够系统地陈述训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问题。这样，所谓妇女问题，远不是次要的、外围的和可笑而俗气的问题，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假定是多种层面和诡辩的，可提供“特殊的证据”证明有子宫的人比有阴茎的人在重要的创造性领域要无能一些，而且比较好奇于：妇女尽管经过那么多年近乎平等——别忘了，许多男人也有许多劣势——但还没有在视觉艺术中取得独特的重要地位。 女性主义者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吞下这一诱饵、鱼钩、线而沉下去，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即挖掘价值考察或历史上不够注意的女艺术家；或恢复其谦逊，有趣而多产的生涯；或“再发现”被遗忘的花卉画家或达维特的追随者，为她们开出一个清单；证明贝尔斯·摩里索真的是比人们想象的更少依赖于马奈——换句话说，是研究专家学者忽视的和或认为次要的大师的正常活动。这样的尝试，不管是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如充满激情的女性艺术家的文章，或最近很多学者研究艺术家如安吉利卡·考夫曼和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都有一定的影响，二者都增加了我们对女性成就的了解，也丰富了艺术史，但它们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相反，由于试图回答它，他们无言地增加了其消极的暗示。 另一些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采用了背景的稍微转移和肯定，正如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即认为女性艺术具有一种不同于男性的“伟大”，因此主张一种独特的和可辨认的女性风格，二者基于妇女地位和经验的特别性而具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表现性。 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有足够的理由：通常来说，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经验和作为艺术家是不同于男子的，的确，由有意识组成的团体所产生的作品与清楚的女性目的所产生的女性经验，的确可能会在风格上具有女性主义标志。不幸的是，虽然这些都是可能的，但并未出现。达努伯派的成员，卡拉瓦乔的追随者，高更周围的前卫派成员，青骑士，或立体派都可能由于风格或经验被清楚地辨认出来，但那种似乎与所有女性艺术家的风格相联系的“女性气质”却没有，如同没有一种普遍的特质来形容所有的女作家。针对男性批评家的最为令人困惑和相互矛盾的陈词滥调，玛利·伊尔曼在她的《妇女思考》中提出了这个激烈的观点。没有一种女性的敏感可以与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艾米·维吉—勒布朗、安吉拉·考夫曼、罗莎·邦赫、贝尔斯·摩里索、苏珊纳·瓦拉东、奥基芙、艾米莉·勃朗特、乔治·桑、维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作品相联系。在许多例子中，女艺术家似乎更接近她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而非女性之间相互接近。
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 《朱狄斯砍下洛芬尼斯的头》 1614-20年 油画 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藏 女性艺术家更为内向，在处理材料时显示出更为敏感和细致的差别，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以上引证的女艺术家比雷东更为内向，比科罗的手法更为敏感细致吗？弗拉贡纳尔比艾米·维吉—勒布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女性气呢？18世纪法国的罗可可艺术没有更多的女性气吗？可以用“男性气”与“女性气”相对应作为术语吗？的确，如果优美、精致、高贵可以作为“女性气”的风格特征，那么在罗莎·邦赫的《马会》上就没有什么脆弱，在海伦·弗兰肯萨勒的巨大画幅上则没有什么优美与内向。如果妇女转向家庭生活场面或孩子的场面，那么让。斯丁、夏尔丹和印象主义者雷诺阿、莫奈也画这些题材，如同摩里索和卡萨特。无论如何，仅仅题材的选择，或是限于某种主题并不能等同于风格的选择，也不能决定女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