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力和艺术的人能刻画邪恶与恶果而隐藏其心灵之美 ——“波德莱尔论杜米埃”载《痛苦的光彩》，艾伦·柯德译，第61首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暴力的表现一直是快感与魅力的源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种常见的回答体现了许多倡导男女平等的艺术史家的观点，这种观点企求把画中的暴力引起的快感与父权制社会中“构筑”男性性别特征的形式联系起来。从表现暴力的作品中找到快感是因为这些作品反映，也因此巩固了男子对生殖力、权力和支配地位的欲望。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助长了社会上的消极态度——尤其是对妇女——这种态度在父权制思想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不幸的是，当今对绘画中的暴力表现的争论看起来完全是围绕着这种性别中心的表现手法而开展的。这使女性观赏者处于不能接受的地位，因为如果她对表现暴力的图像反应积极，那么根据性别中心表现手法的观点，她便是含蓄地支持女性所处的被压制的地位。然而，以性别为中心的表现手法是很不完善的，至少它没有考虑到人们对绘画中暴力的反应能够因图画本身的特性和由解读的语义惯例产生的效果而发生改变。换句话说，性别中心的观点无法与媒介本身的本体特征和语义特征相吻合。但如果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这种特征，那么我们对绘画中暴力的反应的问题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文章中，我将在第一节概括出暴力绘画作品的三种主要类型，并且逐个详述影响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三个因素。在第二节，我将讨论这些种类在逻辑上依次以怎样的认知能力为先决条件的问题，以及介入因素的作用发挥。鉴于这些考虑，我最后会在第三节详细解释我们所欣赏的与绘画中的暴力和审美经验有关的几种积极反应。 一 首先，我来简述被形容为暴力绘画作品的三种主要类型。其中最明显的一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例如阿尔德密西亚·真蒂利齐的《朱迪思与霍洛芬尼斯》（那不勒斯的卡布迪蒙德馆藏），作品描绘了暴力事件或这些暴力事件的直接后果。第二种存在于具有这种象征意义或半象征意义的作品中如杰克逊·波洛克的《佩带短剑的人》（芯特艺术馆藏），这种作品把可辨别的主题扭曲或变形到非常夸张的程度。最后一种适用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或非常抽象的作品，例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第三号：老虎》（华盛顿的赫斯霍恩博物馆藏），突出表现了一种剧烈的美术手段——包括鲜艳过度的色彩，令人紧张不安的画面处理，断笔以及重涂。一些作品可能会同时具有三种类型的一些甚至全部特征，波洛克的《佩带短剑的人》就属于这类作品。但是，如果一部作品只属于其中的一个范畴，它至少具备有属于违反常规的绘画的基本条件。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将这类作品归类，那就必须考虑到我们在观赏暴力作品时经常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现在我较详细地把它们罗列出来。 要考虑到的第一个因素是（广义上的）画的叙事功能。例如，在波莱沃洛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伦敦国家艺术馆藏）中，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暴力行为，这种行为还反复地表现了一个公认的、意义深远的主题。它意味着基督教徒可以通过肉体上的痛苦，甚至以死来超越有限，最终达到赎罪的目的。换句话说，暴力行为意味着一种任务，人们不能只把暴力行为本身看作是——屠杀——而更应该看到它是表达某种神学精神启示的一个媒介。再看艾米勒·诺德的《头》（爱丁堡现代艺术馆藏），在这部作品中，其中心主题被扭曲到夸张的程度，而作品则变形到仅用基本轮廓和色彩来加以表现，这种扭曲和变形超出了形式上的和谐统一而起到一种叙事作用。它采取了一种强烈的立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传统和价值，而企图寻求一种艺术家和观赏者之间更为“原始”因而更为直接的交流方式。换句话说，在工艺和形式手段上公认的强烈性不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越轨，它隐含对画家和观赏者僵化的关系的一种特别迫切的反对，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认为，在绘画中主题或手法上反映暴力一画常常会起到一种更明显的叙事作用，与肯定盛行的道德或文化价值或反对这种价值息息相关。 现在，让我谈谈第二种因素，这种因素或许可以改变我们对绘画中的暴力的反应。这与画的表达功能密切相关，例如高亚的《五月三日的处决》（马德里的德普拉多馆藏）。像这样的作品，艺术家并非凭着画本身的质量来表现暴力为乐事，也并非表现暴力作为表达党派关于半岛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之争的工具。高亚以一种洞察力给我们传达的是处决的极端残忍和野蛮，画的意象很明白地传达了我们生活的悲剧意义，激起我们对受害者的怜悯之情和对人类没有改变的野蛮的愤慨。我们再来看看大卫的《马拉特之死》（布鲁塞尔皇家博物馆藏），很明显，作品既是对法国革命理想主义的纪念和颂扬，同时还能激起我们在更为普遍的情感上的共鸣。因此，我认为，一些作品表现暴力内容并非为了宣扬暴力，实际上那是一种激发观赏者某种情感的一种方法。 我要论及的最后一个有影响的因素是画的美学功能。比如，波莱沃洛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从它作为创作方式的效用和它的宗教叙事功能对暴力事件进行阐释，这意味着暴力内容是服从于图画整体形式和谐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所谓关于圣塞巴斯蒂安的主题只不过是波莱沃洛创作生动有趣的作品的依托而已。在这类主要作品中，德拉克洛瓦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巴黎罗浮宫藏）显得更为复杂和深奥。在这幅画中，暴力主题内容的分布极其不规则，所用的质料可以轻而易举地扰乱作品的形式的整体效果。然而，德拉克洛瓦却让这种质料与复杂的作品合为一体，同时在作品中以稳固的斜线来表现作品中暴力的部分，在萨丹帕路斯的凝视中体现出趋同的心理特点。因此，我认为，我们对一些作品里暴力内容的解读是趋向于它们的形式美学功能。（实际上，意义的美学层面超出形式和谐所能单独表达的范围——我将在本章第三节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