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特征及当代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解少勃(1965- ),男,陕西西安人,郑州大学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雕塑教学、创作与研究。 郑州大学 美术系,河南 郑州 450052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对于传统雕塑的态度,中国雕塑界基本有三种表现:即自觉型、盲从型和否决型。对中国传统雕塑和现代雕塑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具有突出的继承性、借鉴性和时代性特征。认真审视中国传统雕塑,并给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是今后中国雕塑事业发展和创新的必然选择。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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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3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045-04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下、地上雕塑遗存不断面世,丰富着我们的雕塑遗产宝库。像西周青铜器的大批出土,秦兵马俑坑的发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等无不让国人兴奋。在考古界、美术界已形成一股中国传统雕塑的研究热。与此相比较,在我们雕塑创作界对传统雕塑却并没有达到一种与之同步的认识。

      对于传统雕塑的态度,中国雕塑界基本有三种表现:其一为自觉型。以一部分老一辈雕塑家及为数不多的中年雕塑家为代表,因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受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对传统艺术持有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加之他们国学底子较好,又多能学贯中西,意识到雕塑传统之雄浑博大。弘扬传统、成就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雕塑事业成了这一代人梦寐以求的使命。许多人毕生致力于此,经年累月,满腔热情地投入对传统雕塑的考察、整理、研究之中。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王子云、王官乙、滑田友、曾竹韶、傅天仇、钱绍武等诸多前辈。

      其二为盲从型。虽认同传统雕塑有其独特魅力,也有热情,但沉不下心,钻不进去,缺乏深入研究与理性思考,尤其是对传统雕塑精神层面的把握,总体上思路不明;在形式语言运用上有生吞活剥之感,仅止于吸收皮毛。此类型主要体现在一部分中、青年雕塑家身上。

      其三为否决型。表现为心理上拒斥,行为上反叛,但他们并非为革新而批判继承传统的人,他们直接表现为主观漠视、淡化甚至无视中国传统之客观存在,奉西方(某家)为经典正宗,对中国传统雕塑惟恐避之而不及。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年青雕塑家中间,此类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年龄段之外也有人在。

      随着老一辈雕塑家的引退,他们在对待传统雕塑态度上的影响感召力逐渐弱化。目前,中国雕塑队伍中多种表现共存,传统雕塑艺术之拥护派日趋下风且本身的认识也多有困惑,与世界对中国古代传统雕塑的推崇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势下,进一步认识传统雕塑的发展特性,探讨如何继承和借鉴传统雕塑尤其显得迫切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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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雕塑是那种“历时持久、由社会所传递的文化形式”之一,且经历史长河冲刷,“从先前文化中经由挑选”[1](P6)无情淘汰之后所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中国的传统雕塑也无法断言源于何时,它一直随着考古学的发现不断在前推。且传统雕塑种类繁多、数量极大、涉及面广,为此我们可以从几个有代表性的方面分析传统雕塑发展的基本特征。

      1.青铜雕刻之选择

      在我国的青铜时代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美术正是青铜工艺制品,这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是具有极其典型意义的[2]。这一时代的艺术成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之一。对中原地区的古青铜器艺术已有多方面的研究,我们这里以与之有所不同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雕塑作为个例来分析。

      三星堆这批商代晚期的青铜铸像是1986年7月至9月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遗址中出土的。在这批古蜀青铜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各类造型:威仪凛然的立人、神奇怪异的面具、“通天彻地”的神树、奇特的头像、大鸟头、兽面等。尤为精彩的是大量面具,造型多运用浪漫的手法强调视听器官的特异功能,其中就有双目纵突、大耳宽嘴的形象,其额间高扬的冠饰和呈柱状外凸的眼球尤其引人注目。整个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品无不传递给人一种古蜀时万物有灵、人神互通、天人合一的时代气息,处理手法上肃然有度,又不失夸张与浪漫。这批雕塑不同于以往青铜器的显著特点是,它不依附于青铜器物之上。它独立的艺术性极强,干净单纯,单独的每一件都是一个完整珍品,组合在一起又俨然赫赫诸神,森森群巫,充满着神秘、庄严与恐怖的氛围。

      通过对三星堆青铜雕塑的分析,我们发现它跨越时空传递着古代巴蜀时期人巫共生的时代观念及本邦族的风格与特色,它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青铜文化既有一种内在的持续传统性,又有一种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别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不但代表着巴蜀文化圈内商代晚期青铜雕塑的艺术主流,服务于当时社会,也必然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

      2.石窟艺术之选择

      我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兴衰是与宗教活动的消长相一致的,在内容表现上也是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汉末以来,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原,石窟几乎遍布大江南北,北方尤盛。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艺术水平之高在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上是独树一帜的。石窟艺术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方面,北魏佛教雕塑尤显突出,且数量巨大,雕塑风格特征十分鲜明,具有代表性。

      北魏雕刻艺术,以大同云岗、洛阳龙门和巩县石窟为主。早期以云岗石窟为代表,雕刻受西域风及“胡相”影响较大。而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民族审美创造成分逐渐加入佛教雕刻,比如出现“褒衣博带”式样的袈裟,“秀骨清像”等中国雕像新样式,这是古代中国人从自己审美角度出发所作出的选择。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的龙门石窟开始大规模地雕凿。这时期为北魏造像中期,雕像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理想化的美,如拉长的人物、椭圆形脸、谜一般的微笑、有节奏的衣纹,是一种神秘的幸福的形象。巩县石窟寺是北魏三处石窟中营建最晚的一个,属帝后礼佛之处。在雕刻风格上它不仅保留了云岗、龙门雕刻(北魏洞窟)遗风,成为北魏后期风格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成为北齐、隋代风格的萌芽。这一时期雕塑的典型特征是:面容沉静,多为双目下视的形态。对眼的刻划显得尤为重要:“一种是可见的,即写实雕法,只占少数。另一种是较普遍的雕法,只雕出眼的大轮廓,成为一个长圆形,两头尖的凸起的眼包,其中部分有一条锐角线以正分上下眼睑。”[3](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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