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股票、房地产的持续攀升，人们普遍对生活充满着盲目乐观的情绪。一时间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给纳斯达克指数的飘红所掩盖了，思想文化的批评在不断上涨的数字面前变得不攻自破。传统的人文科学理论好像都无法解释信息社会的繁荣景象，理论变得苍白无力。于是不少关于“终结”问题的书籍问世了，比如《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艺术史的终结》、《美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等。艺术作为其中一个最神秘也最转瞬即逝的学科，在这个讲究效率的年代似乎总是被人们最先抛弃。作为研究艺术作品的艺术批评也最多被看作吹鼓手，作为画展的娱兴节目，在组织者资金充裕的时候被偶然想起。在冷冰冰的数据面前，艺术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在赤裸裸的暴力、名利面前它又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以所谓后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科技与物质神话来看待艺术和艺术批评的话，它们确实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到了“终结”的时候。 不过如果我们跳出后现代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艺术的话，或许会是另一番感受。艺术为什么会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空中都顽强地存在？这是因为艺术产生于人类自身本性的缺陷和不足，在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艺术产生的。在高科技经济的泡沫正在破灭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还远不是那么美好，战争、贫困、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困境非但没有比以前少，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而人自身的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我们不忍反省的程度。艺术是人性中最深刻、最复杂的共享行为，艺术家是我们思想和生活的体验者，他们通过自身的生活进行艺术创作，我们则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去理解艺术作品。我们面对艺术就是面对一个人活生生的思想和他背后的文化，我们可以喜欢或是不喜欢，但是它毕竟对我们有所触动。人们欣赏艺术不仅仅是看到这些作品可以换成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希望从作品中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以此达到瞬间的自我超脱。因此创造艺术和欣赏艺术是自我解放的最好形式。只有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些以为金钱和权力是唯一生存法则的人才不需要艺术，因为观赏艺术是对他们自信心的一种威胁。而对于我们这些面临着种种困惑、矛盾的芸芸众生来说，观看艺术就是和他者面对面的交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良好认同。 我们会对艺术作品或是艺术现象表示赞成或反对，或是疑问，不同的意见会发生争论和碰撞，这就是艺术批评。艺术批评是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交流，它的门槛应该很低，低到你可以说喜欢说是看不懂，这也是一种评论。因此我认为艺术批评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交往与沟通。在思想的交往和碰撞中，我们在不断地认识他人，也在重新拥有自己，这就是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惠泽。专业的艺术批评不是把艺术的问题搞得高深莫测，而是更加简单、清晰地解释问题，让受众既能够了解艺术家及其文化，又能够在此基础上认同自我和他人的价值。就拿我自己来说，以前对安迪·沃霍尔的艺术看不懂，只是觉得是些无意义的复制，在看了艺术评论和与朋友交流之后，逐渐认识到他艺术的可贵之处。他打破了传统艺术手绘的、不可复制的陈规，把艺术与广告、商业这些当下生活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对我有不少触动，缺乏造型能力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事创作了，周围的图片和物品好像都可以成为我的创作资源，我的生活世界大大扩展了，真是有种身心为之解放的感觉。我在给华东师大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上选修课时常找机会带他们参观现代艺术展览，并且对具体的作品进行解释，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也会发表各自的看法，我的解释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的看法让我对艺术也有了新的认识。 艺术批评就是这种在公共领域的交往和认同，大家以平等的姿态进行接触，倾听他人的观点，进行必要的争论。艺术批评家要放下自己的身架，不要把自己当作全知全能者、或是什么先知，而是作一个积极的沟通和解释者，而广大公众面对当代艺术也无需过于紧张，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当代艺术作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美学领域，而是延伸到广阔的文化领域，对于其批评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公共交往的天地。 现在的批评家总是抱怨人文艺术的失落，抱怨自己的边缘化，从而发出“艺术终结”、“艺术批评终结”之类的哀叹。这种哀叹的根源在于艺术批评没有真正把自己置身于公共交往的领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 艺术批评总是希望以一种权威、学阀的身份出现，争夺话语霸权，很少考虑与艺术家和公众的平等交往的问题。回顾艺术史，艺术批评家从来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话语霸权，最多只是依附某些政治、经济的权利摇旗呐喊，如果说今天艺术批评家丧失了这种身份，我想那是好事，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为人们的生存状态发出呼喊。艺术批评家应该和所有人文知识分子一样成为社会的良心，正义与公平的监督者，公众呼声的桥梁，而不是霸权的传声筒。 艺术批评需要更加开放、自由的公共交往领域。19世纪的艺术批评为什么繁荣，我研究艺术史发现这和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出现有关，和咖啡馆、酒吧、沙龙、万国博览会等公共场所的出现有关。当时人们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交往空间和机会，艺术批评的频率大大增加了。针对马奈的一张《奥林匹亚》有超过60家报纸的评论，有众多文学家、艺术家、收藏家、政客的参与，公众的意见在这里持久地碰撞，人们的美学趣味甚至生活方式也在争论中不知不觉发生着改变。那时有人因为摄影发明的时候也哀叹“绘画灭亡了”，事实证明艺术只不过以一种新的方式发展了，并且更全面地展现了现代生活。不过我们也还是要感谢这种“哀叹”批评，正是这种杞人忧天加强了我们变革的紧迫感，让我们为保存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更好地走到一起。 我也要感谢刘海粟美术馆的真知灼见，他们意识到了艺术批评的重要性，邀请批评家进行理论研讨，并不断扩大批评文章的征集范围。在我看来这就是促进公共领域交往的良好开局，艺术批评的活跃将有效地促进我们发现上海文化艺术界存在的问题，找到上海在塑造城市精神的具体办法。我的小小期望是：艺术批评的方式能更多样、更及时，而不要是一年一度、或是两年一度的间歇型牢骚，这样才是公众真正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