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推进

——袁运甫大美术观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袁宝林(1939-),男,河北唐山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美术史论、中外美术交流与比较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史系,北京 100015

原文出处: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艺术史论在袁运甫这样一位有突出成就的艺术家的全部实践中居于重要地位。这正是他“有容乃大”的虚心态度所带来的丰富的精神成果。从张光宇先生手中接过“大美术”旗帜的袁运甫从纯艺术的爱好开始,将其创作与教学实践落脚在与人民生活联系最紧密、最广泛的社会需要上——这种需要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因而,他重视装饰艺术,涉足实用美术和现代设计的各个方面,并且将大美术观的实践和艺术教育、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文精神的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紧密联系在一起。袁运甫的大美术观显示出宏阔的战略视野。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J2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3)01-0147-09

      近读运甫先生文集《有容乃大》,受到颇大触动。袁运甫教授是我素所敬重的艺术大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其荦荦大者,无论是由其担纲做总设计的国家级大型公共艺术工程,还是壁画、彩墨画创作,或在美术教育、美术评论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都是世所共知的。这里,我只想从他在美术理论思考方面涉及的大美术观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谈谈自己的心得和认识。

      运甫先生在其作为文集开篇的“从艺自叙”中谈到:“艺术创作的同时,要重视艺术史论的学术补养,并且逐渐形成为个人治学和教育工作习以为常的关注点。”这一点其实是极其紧要的。艺术创作固然需要极敏锐的直觉能力和感性把握,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却往往是成就大艺术家的重要后盾。所谓“厚积薄发”其中就包含着导致某种重大必然性的理论思考,袁运甫教授之所以能够在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中经常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清审和洞察,我以为正和他这种提到学术研究高度的自觉、勤奋的理论思考有着直接的联系。下面我分两个题目来谈。

      阅历·心胸·大美术观

      1979年的北京机场壁画使许多画家经历着从“纯艺术”转向“大美术”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墨当随时代”每每为画家奉作箴言,这当然不错;可是今日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的便利又是董其昌时代难以想象的,“笔墨”之说也只是限制在笔墨的范围之内,这许多眼前的新情况却可能是古人始料所未及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时尚,就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回顾美术之发展,不论是大的门类演变,如先民之彩陶玉雕、三代的青铜鼎彝、战国后的漆器、汉画像砖画像石、南北朝隋唐之佛教造像,还是绘画、书法、雕塑、染织、陶瓷等各种体裁、样式、风格的推出,其层累变异亦莫不如是。人们的艺术趣味是随生产的发展、材料的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方式、文化交流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长久地浸淫在一种爱好中,或囿于职业局限,便在不知不觉中将一种趣味永恒化而忽略了社会审美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呢?这个问题从个人偏好上说,也许不值得讨论,但如果着眼于美育,即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美术教育体制和健全的鉴赏批评机制出发研究我国的美术现状,可能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首当其冲的工作岗位,再加上自己的特殊经历,袁运甫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最为敏感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一直给予最有力的关注的。新近出版的他的这部论文集就是他二十多年来提倡并实践这种大美术观的理论总结。

      运甫先生的经历在我们许多从美术院校出来的同行中间都会有一种亲和力,因为大家都是从学画出来的;只要想一想他的彩墨画创作,譬如那一组既有扎实写实功夫和诱人色彩魅力,又富有装饰趣味、洋溢着飘洒神韵和绵长诗意的《十里荷塘》,我们就不会忘记他和他的师辈总会强调的“看家本领”,也不忽略高雅的纯艺术追求在他艺术生涯中的牢固地位,不会不想到他从童稚时代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熏陶和从杭州国立艺专到北京中央美院这样南北两所囊括了中国现代最优秀的美术家的良好环境给他的影响。然而综观袁运甫的整个艺术历程,我们发现,他的艺术思想之所以获得成熟,是建立在中央工艺美院(1956,工艺美院是在由中央美院分离出来的工艺美术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实工作岗位上。即,如他自己所说,是历史的机遇,使我长期得以与张光宇、张仃、庞薰、雷圭元、卫天霖、吴冠中、郑可、高庄、祝大年诸师长共事相聚……”(《运甫从艺自叙》),这是他最为“珍重而多感慨”的一段重要经历。对于这段生活,他是那样如数家珍,因为他深知我们能有今天这样对大美术的宝贵认识,正是仰赖这些可尊敬的前辈对人类艺术这一重要领域所具有的深邃而广博的历史智慧。”当他称庞薰先生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新纪元的盗火者,(《从“艺术与科学”的新视角出发——瞻望新美术教育的发展》,2001)和“现代艺术先驱者”(《现代艺术先驱者——记画家、设计家庞薰教授》,1985)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位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实际创建者是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贡献给了现代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我们记得,当庞薰于1925年(那年他只有十八周岁)到巴黎的时候,正赶上十二年举办一次的博览会,他是从那时就深深地建筑和装饰艺术所吸引,并且从那时就梦想着“哪一年我国也能办起一所像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那样的学院”(庞薰:《第一次接触工艺美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P.55),所以可以想见,当运甫先生讲到庞先生在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后“极其兴奋地传达了将要筹办全国第一所工艺美术学院的好消息”时,大家该是怎样一种会心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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