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2)03-0107-10 瓷器系中国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交通运输、信息传递都极为不便的我国古代社会，瓷器却持续不断地在汉藏两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交流中介作用。具体地说，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印证： 1、以汉族为主体的古代内地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成熟的制瓷技术，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古代陶瓷文明，同时瓷器也是千百年来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内地工艺品，瓷器输入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对藏族艺术、生活习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为了满足输入藏区的需要，内地制瓷基地也生产出了迎合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和审美需求的品种；同时内地流行的瓷器也因受到元明清以来在内地流传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在造型和装饰上打上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印迹，这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的相互流传、相互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3、瓷器易碎，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从祖国内地传入高原雪域十分不易。与输入藏区的丝绸、金银器相比，内地瓷器在西藏的输入量大大受到制约，可以说是百不及一。（注：这是基于对古代汉藏文献的研究得出的判断，因瓷器未被元明清朝廷列入常规赏赐品之列，关于丝绸和金银器的记载比比皆是，而对于瓷器的记载只零星见于汉藏文史书，有关赏赐品的记载中多将其省略。）然而，瓷器自身也有耐酸碱、耐腐蚀、易清洁等特点，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磨蚀而不改变面貌，恒久如新，所以西藏至今传世的内地各个时期的瓷器仍远较同时期的丝绸、金银器为多。此外，瓷器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它不会如金属制品那样，因色泽、样式、装饰陈旧而被熔化重新加工，这也是导致各个时期的内地瓷器得以在西藏传世的原因之一。 4、输入藏区的瓷器多来自朝廷的赏赐，传世品以官窑制品居多。明清官窑瓷器绝大多数书有款识， 对于瓷器传入藏区的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其他朝代没有款识的瓷器及民窑瓷器，也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以确认其大致的年代。这一点是丝绸和其他工艺品多不具备的，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本文拟通过明代这一历史时间之窗，从内地瓷器在祖国西藏的流传及其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内地瓷器受到的藏传佛教艺术影响这样两个方面，对瓷器在我国古代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作一探讨，以期引起诸位学长同仁更多重视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包括汉藏两个民族在内的56个兄弟民族在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体中的水乳交融、互依共存的关系。 一、明代瓷器在西藏的流传及其影响 明代瓷器输入藏区主要通过朝廷赏赐，由贡使和内廷赴藏使臣带往西藏和其他藏区。除了朝廷的赏赐之外，贡使还会用赏赐得来的金银、丝绸等在内地购买、交换包括茶叶、瓷器在内的各种物品（注：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63页。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汉藏交界地带的与茶马互市相伴随的商品贸易也使民窑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西藏和其他藏区。 从总体上看，明代内地瓷器传入西藏的品种、数量，均大大超过元代，不仅在西藏保存有为数不少的传世明代官窑、民窑制品，而且在汉、藏文献中也均有明确记载，二者可相互印证。 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即遣官入藏，持诏招抚藏区有影响力的政教上层人物。西藏僧俗头目也入内地朝贡，并获赏赐。虽然洪武时期瓷器作为赏赐物品传入西藏，目前尚未找到文献依据，但在西藏宝藏的明官窑瓷器中有洪武制品，甚至有内地稀见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连盖执壶，这有力地说明了早自明朝建国之初，中央王朝就将珍贵的瓷器作为礼品赏赐给了西藏上层人物。 明永乐时期，朝廷与西藏上层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治藏政策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善。明代所封的西藏三大法王、五位教王及其他僧俗头目，多数始于永乐一朝。在永乐朝对西藏上层的大规模赏赐中，瓷器也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其在赏赐品中所占比重较小，在史书中多被省略不记。然而在西藏至今仍完好保存一批永乐官窑瓷器精品，2001年9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展》，展出了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青花缠枝莲纹执壶、青釉高足碗、白釉印花双龙纹高足碗（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编：《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245页。），均为永乐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上乘佳作，反映了永乐朝传入西藏的瓷器品种不一，器型有别，质量优于常品。这些官窑瓷器当是朝廷赏赐给西藏上层人物的。 在西藏传世的历史档案和藏文文献中，有幸留下朝廷与西藏上层人物往来的书信及礼单，其中有关于瓷器的珍贵记录。如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奉书、币往西藏迎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哈立麻，哈立麻于永乐四年来南京朝觐明成祖，被封为如来大宝法王，赏赐金银、锦缎及各种珍宝无数。永乐六年正旦，明成祖一次赏赐大宝法王香、币等物共十八项，其中包括：“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档案史料汇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册，第106页。）明成祖还遣使奉礼迎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本人因年老等故未能赴朝，而派了弟子释迦也失来朝。宗喀巴在复明成祖书中，列出明成祖所赐的二十项礼物，有：“磁碗一对”（注：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一译“磁杯一对”，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元代部分第114页。）。而据《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所录明成祖致宗喀巴的诏书，随诏赐给宗喀巴大师的瓷器计有：“无花纹白磁茶壶两把，白磁碗七个”（注：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分析《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并未记清所赐瓷器品种及数量的原因，或许该回信系由弟子代笔之故，也有可能是瓷器在赴藏途中有一部分破损造成的。这是明廷将瓷器赏赐给西藏佛教上层僧侣的确切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