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笔谈讨论(16)

——病树前头万木春——评“艺术终结论”和“艺术史终结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悦笛 本刊编辑 南开大学博士生

原文出处:
美术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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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夏季,巴黎美术学院画展的主题便是——“重要的,不只是艺术”。

      这句耸人听闻的话,在当代很多艺术创作者心目中早已被奉为信条。但在巴黎这个曾经的艺术之都,还没有敢完全否定艺术本身,而是寻求一种边缘化的策略来侵蚀艺术的地位。然而,在欧美艺术界,某些艺术却开始走向“架下”——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这些“反艺术”(Anti-art)形式孳生和蔓延,从而折射出当代西方艺术思潮的某种历史性转换。

      这种“反艺术”的理念,如果将之置于历史发展的维度之中,必然导向一种“艺术走向死亡”的观念。西方学者为这种形态变化作了学理上的论证,这便是著名的——“艺术终结论”(the End of Art)。

      (一)艺术的两次终结论:从黑格尔到丹托

      美国学者阿瑟·丹托(Danto)首当其冲,在其名著《艺术的终结》(原书名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应译作〈艺术的哲学剥夺〉)中,直接提出了“艺术的终结”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被称之为艺术的“二次终结论”。这种极端的观念,在欧美艺术界传播得如此深远,以至于它早已成为那些绘画失败者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咏叹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哀。

      追本溯源,黑格尔老人早在1818年海德堡大学的“美学演讲录”之结论篇中,就首度签发了艺术的死亡判决书。但他始终是在思想体系内来扼杀艺术的,绝对理念的逻辑延展必然扬弃艺术而向更高的领域(宗教和哲学)移心。他的三段论始终是理念对形式的“始而追求,继而达到与终于超越”。最终,喜剧发展为近代浪漫型艺术的顶峰,近代市民社会反倒成为阻遏艺术前行的力量,艺术的寿终正寝便最后闭合了黑格尔的美学花环。

      但在150多年之后,丹托还在援引黑格尔那句惊人而忧伤的话;艺术,这种生存方式已经衰老了,结果又会怎样呢?他似乎还在重申着相同的命题;“在今日,可以认为艺术界本身已丧失了历史方向……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的时代已从内部瓦解了”!由此可见,丹托所要宣称的是:既然艺术的自身的能量都耗尽了,那么,它不走向死亡还能走向何方呢?只不过,黑格尔所说的“衰老”指的是作为感性显现的理念之式微;而丹托所谓的“耗尽”,则意味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对传统“艺术”概念的抛弃,艺术已经不能成其为艺术自身了。

      然而,丹托也并非在简单地重复同一种声音,因为他是置身于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思潮中来反思艺术的,这便与黑格尔拉开了距离,从而赋予了艺术终结以崭新的意义。这个时代,“杜尚难题”早已成为西方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公案。1915年,在杜尚将小便池命名为《喷泉》(Fountain)提交到博物馆要求展出的时候,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行为给现代主义内部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杜尚所提出的这个难题,因而也成为丹托艺术终结论的来源之一,“从艺术的角度说,美学是危险的,因为从哲学的角度说,艺术是一种危险,美学则是为它办事的代理人,这种想法,我归功于杜尚”。尤其是杜尚摘掉了戴在传统艺术品头上的“光晕”(Aura),直接将来自现实生活的产品纳入到艺术系列之中,激进地打破了非艺术与艺术的分界,更是启发了丹托及其后继者们的艺术终结观念。

      如此一来,艺术最终要走向何方呢?针对于此,丹托却始终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似乎只负责死刑的宣布——“我的目的是表明:我们已进入一个后历史的艺术时期,对艺术不断自我革命的需求现已消失。”

      他的意思是说.根据当代艺术的发展,艺术将超逾出历史发展的阈限,艺术发展的动力也已经枯竭,而走向了所谓的“后历史”阶段。这样,“后历史的艺术”,似乎就不能成其为“艺术”了,而至多只能创造出天任何历史意义的非艺术的变异形态。

      (二)艺术史的两种终结论:贝尔廷反诘菲舍尔

      艺术终结了,那么,艺术的历史也将不复存在。在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之后,必然有《艺术史终结了》,这是埃尔维·菲舍尔在1981年巴黎出版的书名。这种极端的论点,必然遭至更多学者的反对,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就以《艺术史终结了吗?》的反诘形式为题,展开了对“艺术史终结论”的勘查。

      “艺术史的终结”,其实能标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它表示了艺术发展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rt)的终结,另一方面则意指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学术性研究(Art History/academic study)的终结,前者与“艺术终结论”是基本同出一辙的。

      相反,汉斯·贝尔廷却认定,无论是暗示艺术自身的发展走到了终点,还是艺术史学科走到了终点,都无法得到公认的确证。它只是昭示出这样一种进一步的可能性:“即当代艺术却是宣称艺术的历史已不向前发展了;而且艺术史学科也不再能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了。必须指明,这种终结理念所昭示的,只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否则贝尔廷与菲舍尔之间就没有任何观念对峙的了。贝尔廷重点要反思的,正是后一种意义的“艺术史终结”论,也就是作为规范学科体系的艺术史的传统观念。

      在贝尔廷的眼中,埃尔维·菲舍尔所宣布终结了的事业,其实只是激进地反映了对传统艺术史观的置疑和颠覆。这种艺术史观,开始于奥吉乔·瓦萨利(Giorgio Vasari)的《大艺术家传记》(1950)里所呈现的东西。他们要共同追究瓦萨利的是——“艺术史是一个发展进程吗?”这自然关涉到“艺术”与“历史”的概念胶合。

      由词源学来梳理,“艺术史”是由“艺术”与“历史”两个概念粘合而成的,但这种双向结合却是直到19世纪才完成的。在这个新构语汇的基础上,随之也就铸就了传统的艺术史观的范式。从这种理论范式观之,“艺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只是艺术作品中可确认的一种品质;同样,历史也只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之中。一个“艺术的历史”将艺术作品中培育出来的艺术的概念转化成一种历史性陈述的专题学科,它独立于作品之外,又反映于作品之中”。这样,“艺术的历史化”,就成为了艺术研究的一种普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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