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延伸和蜕变

      景德镇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中心，千百年来已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创造方法、工艺技法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前半叶，它的陶瓷生产，基本上处于承传前人、延续改良的阶段，自我创造力淹没在传统陶瓷文化的桎梏之中。对于吸收现代艺术运动中的现代陶艺观念，总是保留或徘徊于狭小的思路空间，但是传统陶瓷中工艺文化思想和技术表现手段是景德镇现代陶艺发展的坚实基础。

      “现代陶艺”就字面而言，它和我们生活中日益相关的陶瓷有所区别，作为造型艺术，它是区别于传统陶瓷，而另立一类的崭新形态。人们称陶艺为“土”的艺术，是因为陶艺的主要材质是粘土，人们也称陶艺为“火”的艺术，是因为陶艺的生成离不开火为媒介，但不论是“土”还是“火”的艺术，都不能诠释现代陶艺的本质内涵。在中国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形态中，陶瓷是为实用产生，也是为实用而发展演变的，实用功能是陶瓷产生的第一属性和不可逾越的物质特性，它与当今现代陶艺有着观念上的本质区别。现代陶艺是在人类对艺术本质的渴求与寻找中，从陶瓷母体中剥离出来的，伴随着现代艺术运动而产生的。它是艺术家们极力摧毁带有浓重工业化的艺术设计模式，渴求回归自然本体，回归艺术家个性的自我张扬，它摒弃了一切人为的程式束缚，从泥的本质、火的意义、艺术家的感受中去挖掘、提炼、铸就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以完全超越实用功能束缚的纯粹的艺术性，传递现代审美的心声。

      一　景德镇现代陶艺的起步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自己的规律，中国现代陶艺的进程也几乎宿命地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国外新的文化观念涌了进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景德镇艺术家在响应现代艺术美学观念的呼唤中思想得到解放，个性意识增强。他们积极地发挥和利用景德镇传统陶瓷造型和装饰工艺的特性，在突破固有造型形式和装饰法则的呼声中，使现代陶艺迅速地走出了实用美术的有限价值视野。景德镇现代陶艺的起步首先发生在形式层面上，七十年代以陶瓷学院师生以及该院毕业的新老校友为代表的陶艺创作现象引人注目，他们在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着艺术的创新。当时现代陶艺的创作主要表现为追求造型的形式美感，力求材质的新颖和多样化，在强调继承传统的同时，以一般形式法则为圭臬，追求和谐形式的建构，专注形式美的表现。作品以动植物、动物、人物或传统器形为母题，在造型和装饰上反复玩味形式元素的组合变化，着重于造型的求变和装饰的求新。在对材质的重视中强调造型与材质的有机组合，这种现象较之于过去那种停留于设计阶段，作品的最终完成依赖于生产操作人员的工序模式要更具有独立意识。陶艺家们都身体力行地独立完成每一件艺术品，这种独立创作过程所产生的个性张扬，打破了千百年来陶瓷生产的工序模式，极大地鼓舞着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作品有尹一鹏的《亲情队》、秦锡麟的《牵牛花》、周国桢的《雪豹》、潘文复的《金秋》、姚永康的《葡萄女》、康家钟的《康家瓷娃》等。这些作品传承景德镇古代陶瓷工艺技术，表现出时代的审美观念，以创新的艺术形式，展示了陶艺家的个性面貌。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审美倾向通过教学和创作，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后学之士，同时也启动了景德镇陶瓷艺术走出传统工艺窠臼的历史车轮，并且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品持明清遗风的固有看法。

      

      《雪豹》周国桢

      二　景德镇现代陶艺的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新潮美术的涌动，现代艺术运动使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那种活跃扩张的态势，使艺术家们兴奋不已。反叛传统、抛弃传统、标新立异的艺术现象不断出现，新的思潮在拼命地撞击着景德镇本土陶瓷文化，动摇着墨守陈规的景德镇艺坛。在这一空前激烈的艺术形势的召示下，景德镇一批陶艺家开始打破陈规旧习，现代陶艺创作的注意力从传统的整体性转向造型的单向性，他们从点、线、面、体等形式语言中建构自己作品的生长点，这种方式催孕了陶艺作品的唯美倾向、装饰趣味和抽象感受。传统陶瓷中典型的器皿类造型开始出现歪七扭八的形式变化，这是艺术家内心躁动的表现，雕塑类的造型也不以形式上所谓的四平八稳为套路，而是赋予了更多的随意随机的潜能。而意象表现形式和抽象表现形式，更是抛弃了东方人的文化心态，在融入西方现代陶艺表述语言的同时，生发出新奇的艺术观念，颇有脱胎换骨之感。

      当时景德镇的陶艺家不仅在陶艺创作的文化观念上有新的定位，而且开始不满足于陶艺创作中展现的表面形式感，和由这种形式趣味导致的风格相似性。陶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民间传统文化因素中吸取养分和素材的创作倾向，他们吸收民间陶瓷造型粗放质朴的塑造手法，尤其是从有深厚积淀的民间青花艺术中挖掘率真稚拙的民间艺术精华，试图充分展现陶艺家的自由个性和作品的自然属性，这种探索打开了一条表达朴素审美趣味、抒发自然情感的艺术通道，以其清新而粗犷的气息唤起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眷恋。秦锡鳞创作的《秋菊》颇具启示意义，这件作品对于景德镇陶艺立足本土文化的现代推进和艺术价值的开拓有划时代的代表性。另外陶艺家们开始意识到，对材料的感觉来自于对材料物质性的认识，他们注重对陶艺材料的重新认识和探索性开掘。周国桢教授在这一时期推出了一批具有独特材料语言的陶艺作品，如《王大叔》、《叶落归根》等。在陶土素朴和原始的意味中，陶艺家看到了陶和瓷的“本质”和“本性”，并有意识地保留陶土的自然性质，力图在作品之中表现其质地效果。陶艺家点化出了陶瓷材质的美学品格和文化内涵，这种追求使现代陶艺回到了形态意味的本原。

      八十年代中期，在景德镇现代陶艺创作队伍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有两种艺术观念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一是以周国桢、尹一鹏、秦锡鳞、姚永康为代表的强调有民族性才有国际性的从陶理念，他们深研传统，掘取地方陶瓷特征，强化某些因素，使作品具有深厚中国文化价值和鲜活的自然气息。另外是以吕品昌为代表的青年陶艺家群体，他们主张疏离传统，淡化产区特色，建立自我意识的标新立异观。他们的作品以意象表现风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追求的背后是对景德镇工艺文明的理性批判和情感疏离。陶艺家们沿着各自设定的从陶路线，在摸索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景德镇现代陶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