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主张用“思想道德教育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人则反对这种代替，主张继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对这两种看法，笔者提出不同见解，主张本学科名称就叫“思想教育学”。拙文认为，“思想教育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教育的学问。思想观念，涵盖面极宽，其主要内容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所涉的一些基本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思想观念教育，因而它们都可以包含在“思想教育学”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政治观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则是以道德观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两者关于教育的核心内容不同，而它们均为思想教育则是共同的。笔者还认为，若把“思想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圈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对于区分本学科的层次性，对于构建本学科的范畴体系和课程体系等，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现在的问题是：把“思想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在理论上是否能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思想教育”的社会价值及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思想教育”这一概念，但是，在他们的大量论述中，实际上肯定了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又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马克思在这里反复强调要用“理论”去“说服人”，要让“理论”“掌握群众”，其本旨在于强调“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思想教育”，才能达到用“理论”去“说服人”、让“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丢掉了“思想教育”，则这些都失去依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明确认为，“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可以“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这是不言而喻的。”（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4页）这里充分肯定思想观点的能动作用，意在说明向人们宣传、灌输正确的思想观点（即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他曾明确主张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去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的企图作斗争。”（《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6卷）而要完成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任务，就必须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强调“要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9卷），在这里，列宁把“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串联使用，为“思想教育”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逻辑基础。列宁还主张“教育群众”，他说：“我们要取得必须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同上）不难看出，列宁在这里强调通过“鼓动和宣传”来完成“重新教育群众”的任务，其本意在于肯定“思想教育”的作用。同这一思想相一致，列宁还提出了“灌输”的理论，他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6卷）毫无疑问，这里讲的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灌输，指的正是“思想教育”工作。正由于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所以，他曾提出组建思想教育专业队伍的设想，说：“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十分明显，列宁在这里透露了组建思想教育专业队伍的主张。这都说明，他无比重视“思想教育”工作。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教育”这一重要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对之作了许多深刻论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思想教育”这一重要概念，而且充分肯定了“思想教育”是完成党的“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就赋予了“思想教育”以极高的社会价值。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思想教育”，是因为他看到了“思想”的巨大能动作用。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里，他把“思想”的能动作用讲得十分透彻。“思想”的能动作用既然如此巨大，则通过“思想教育”，让人民群众掌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为“思想教育”的实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