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兴德 富贵不能淫、富而好礼、礼仪之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新变化，道德建设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与国家的独立、尊严、主权矛盾运动中道德新格局与人类共同伦理；经济全球化与贫富两极化过程中的道德变革；世界文化的多元冲突、对话、融合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复兴；高科技时代的科技道德及其建设；网络技术迅速普及，人与人之间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过程中的道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与规范并走向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对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新要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独生子女支撑老年社会提出的道德新要求；世界性的性自由、性解放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传统性观念、性道德、性文明，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挑战；在道德教育与建设当中，代际道德传递、社区道德传递遇到的新矛盾等等。我们将在研究与应对这些新问题的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和小康社会的新文明。 仓廪实，而需礼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精神文化、道德文明，有了新的呼唤与追求，尤其关注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及其前途。有些摆脱了“重智轻德”怪圈的家长，不愁子女将来“无职业”，最怕他们“不成人”。 家长们希望子女成为国之栋梁，却又担心有人变成贪官污吏；希望他们成为有作为的企业家，却又担心有人变得见利忘义；希望他们学习好英语和现代信息技术，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却又担心有人变成心中只有自我的“新人类”。 希望与忧虑并存，可怜天下父母心。化解忧虑、实现希望，已成为广大国人的心愿。满足这种心愿，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这也是党和政府顺民意、得民心、执政为民的重要内容。青少年一般有9～16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这是他们形成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最佳时期。因此，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德育的方向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就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新世纪学德育的重点之一，应当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当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进行古今中外道德智慧的综合创新，而不是割断历史、全靠进口；新世纪的道德教育，要在基层学校进行扎扎实实的实验，在取得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性升华、逐步推广，力争用15～20年的时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道德教育新体系。道德教育与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一般需要1～2代人的连续奋斗，不能急功利、追求立杆见影、更不能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 强调道德教育，会不会影响与削弱政治教育，导致“淡化政治”？ 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就指出，政治素质是对于先进分子提出的要求，而对于广大国民素质的要求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也将“有道德”放在了第二位；2000年江泽民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2001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当年党和政府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施实纲要；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可见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教育与道德建设的迫切与重要。 道德与政治是难分难舍的。政治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道德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不讲道德的政治，必然是腐败的政治。 道德素质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我们应当有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但是，一个缺乏道德素质的人，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信念。忽视道德素质教育和道德建设，必将从根本上削弱政治素质，也就难有政治文明。政者不正，政者缺德，是历代贪官污吏的共同特征。 用“淡化政治”的思维，限制道德教育与建设，最终会削弱或毁掉政治；而不讲政治或忽视政治，也会使道德教育与建设发生偏向。应当把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华美德与中国人的人格 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荡；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 从尧舜“禅让”、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孟子强调“义”，但是他给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是：仁、义、礼、智“四德”。是他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于是，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国民党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这“四维”，统称为“四维八德”，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