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文精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按通常的理解，人文精神一般是指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它着眼于对人类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追求的思索。儒家文化中，由于其慧命思想的支撑，到处充满着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与其他文化不同，有着鲜明的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拟就儒家人文精神中积极的一面对人民警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对人民警察人生观的树立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的生命意识根源于宇宙，把人看作是宇宙中的一员。他们高扬生命意识，把生命提到本体的高度。《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有“大生”、“广生”之德。儒家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和“元、亨、利、贞”等生成生养、流衍创化的能力，统统赋予人类，使之成为人的本性。所以，作为天地精华的人应效法天地、弘扬天性，全面发挥禀赋与潜能，树立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识。 基于对生命的这种本体性的认识，儒家主张尊生重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不倚重于死亡意识，相反，它是通过正视生命来正视死亡，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些思想都是以生来界定死。在这种生死观的指导下，儒家主张以积极强烈的人生实践，省视生命的有限性，积极入世，发愤拚博，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这是惧怕死亡。事实上儒家文化并不逃避死亡，而是以自己的价值方式追求一种“死而不亡”。追求生命的不朽是儒家生死观的重要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其“三不朽”说上。《左传》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这是因为：“立德”，人具有崇高品德，便能人格不朽；“立功”，有辉煌的业绩，便能事业不朽；“立言”，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永存的文字，便能思想不朽。正因为死亡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根本上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此，《左传》中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又何求”。这与《论语》中所说的“死而无悔”、“死而无已”，《孝经》中所说的“死生之义”，在儒家都属于人生意义的范畴。 这样，儒家以一种救世情怀，强调生命意识的自觉，以生界定死，同时又直面死亡，借死反观生，把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与宇宙家族群体性联系起来。这种人文精神与佛道两家在终极关怀上有明显不同，与西方某些哲学通过建构死亡意识的曲折周章来接近形而上的世界也有很大不同。 儒家的生死观对人民警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和平时期人民警察的工作是最为危险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刻都在与死亡作斗争。从全国范围看，几乎每天都有一名警察牺牲。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一名警察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儒家的终极关怀思想和敬畏生命的理论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它能起到一种精神安顿的作用。现代化的进程是工商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天、地、人、我之间日益疏远，常使现代人感到孤独无依。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在这背后，还存在着人文谈泊、道德危机和“文化工业”、痞子盛行的隐忧。许多人感到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少寄托。基层民警，尤其是一些年轻民警，在思想的深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自己生命的忧虑。对此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世界找不到安顿追求永恒生命价值的心灵的途径。市场经济内在的排他性，造成的人与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更使人不得不对生命本身的价值进行提问。这种终极性的提问，常使青年民警的人生目的处于矛盾的选择中，因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目前公安队伍非战斗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其中民警不堪精神压力而导致心理失常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精神压力说到底就是人生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心灵没有安顿。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这不仅是从物质方面来说的，更是从精神方面来说的。人为什么要活着，不能仅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理解，它本身是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儒家的生死观，把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来理解，内含着生命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的思想，充满了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借助它，可以使民警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信念和信仰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来提高生活品质和人文境界，安顿心灵。特别是儒家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拓宽民警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 另一方面，儒家的生死智慧中强调以生界定死、追求积极的人生的精神，对医治一些民警中存在的“人生冷漠症”具有积极作用。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一些民警一方面疾恶如仇，另一方面一时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感到无奈，导致对周围事物的“冷漠”。个别民警不关心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关心改革开放，甚至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常感慨叹息，不思进取，对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持悲观态度。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哲理对这种麻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尤其是儒家把“三不朽”作为人生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去除其封建色彩后，对个别民警来说确如警钟长鸣，催其奋进，使之不敢马虎人生光阴。“立德”、“立功”、“立言”尽管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从终极意义上概括人生目的，对于指导具体人生实践，有着超越时空的哲学意义，无论对于身处何境的人，都有一种震撼力和穿透力。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作为普通的民警更有机会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