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对学校德育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笔者近年的研究看，面对新世纪的学校德育，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认真应对。 一、近代·现代·后现代：学校德育面临的奇特文化背景 这是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思维模式上的转变而言的。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以及道德行为操练始终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在进行，强调模仿和服从，较少进行道德上的理智训练，造成青少年学生能够记诵大量的道德规范，却缺乏必要的道德机智和智慧。思维上的转变成为新世纪学校德育改革的关键。 作为一个“后发”、“引发”的现代化国家，在我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中，我们正遭遇着奇特的文化交融与冲突。一方面，我们要完成由近代思维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换，提倡主体性，呼唤科学精神，以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又使我们目睹了现代理性的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校园的“入侵”使得前述的转换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得我们长期保持着一种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与和谐，特别是强调个体对道德的理解与领会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又有着明显的缺陷，由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对主体性原则的张扬，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的系统理论方面均不发达，再加上儒家传统中对我国早期古代文化特别是关于“道”与“德”的丰富层次性的消解，导致在其后的进程中演化为以封建的“天理”与“伦常”观念压制人欲和个性，使基于主体性原则之上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凸现，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明清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开始了主客二分的转向，走向了召唤西方近代的主体性的新时期。然而此时我们却发现，西方哲学已经前进得很远了，在我们提倡理性精神弘扬科学的今天，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有感于科学给人类自身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正在逐步淡化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之利转而强调其弊。 在学校道德教育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理性主义也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道德理性主义对知识、理性的呼唤，对逻辑思维的道德意义的重视，为当代道德教育理论提供了经验的、事实的根据，并使之处于20世纪中后期道德教育理论流派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取代了行为主义与感情主义。然而，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又使人们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教育中的情感参与，从而使道德教育失去了生动的特性进而演化为“僵死的思维游戏”。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后果是培养了一批言过其实、知行脱节的空头道德家，而不是言行一致的道德规范的自觉践行者。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奇特文化背景是一方面要从近代走向现代，一方面却要面对后现代的冲击。而源自哲学上的文化差异，又给我们的学校教育变革增加了难度。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注则更易使我们步入思想上的误区，认为我们不必认真地完成对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可以说，对理性的呼唤仍然是我们学校德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伦理与道德走过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几个世纪的历程，然而由于传统道德的极强生命力，我们呼唤理性的道路又似乎显得极为曲折，因而尚未完成由“天人合一”向“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现代转换。我们“仍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实、持守与变更、超越与被超越、以至生存还是死亡的冲突、矛盾和抉择之中”[1]。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应当亦步亦趋地步西方文化与认识发展的后尘。如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近代到现代的思维模式的转换，并在发展理性的过程中实现对现代理性的超越？我的回答是：教育。通过教育，塑造出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并利用西方社会的道德理论与实践发展作为参照与借鉴，有效地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近年的一些研究文章中，一些作者谈到了西方后现代思潮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思想的影响，并认为后现代将风靡中国，在我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诚然西方后现代思潮通过一些文学与艺术进入到了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如现在风行的“调侃艺术与文化”对主流道德价值意识的消解，以及对道德权威的蔑视，都对青少年学生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并直接冲击着学校德育工作。除去学校德育自身的一些缺陷外，这种“变态文化”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氛围，的确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据此预计这种思潮将主宰中国社会，并使中国进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却是不足为据的。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之所以迅速风靡我国，有着自身的特殊背景。这是两种非理性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奇特对接：一为前科学（或曰前理性）形态的非理性（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客不分的、混浊的天人合一境界），一为后科学形态的非理性。两者虽同为非理性，但却有着根本的差异。在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影视文化与世俗文学），往往是吸收了西方后现代思潮中所存在的消极与不利的因素，而其积极的、正面的含义尚不为人所知，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反判与消解，各种“快餐文化”的出现，使得我们既急于丢掉传统，又难以确立起主导国人思想与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念，因而，使正在迅速成长的青少年学生陷入极度的迷惘与恐慌之中，出现种种冲突便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