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和1941-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运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南两国相距遥远，其历史和国情也有较大差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却有着共同的特点。 （一） 从战略看，中南两党采取的主要作战方式都是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都从理论上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战争的最终结果看，两国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的。”① 19世纪中期恩格斯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对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来讲，中南都是弱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不能进行正规战。因此，中南两国人民正是以游击战作为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争取抗战胜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游击战迫使日军以重兵保守占领地。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扫荡”在敌后战斗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也就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以无数中小型的战斗袭击日军，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富有成效的歼敌方法。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队在内线反攻的同时，也挺进外线作战，收复大量失地。仅在1945年春夏，就收复城市140余座。战争结束时，中共已拥有军队百余万，敌后抗战逐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 1941年4月，德意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随即制订了游击战争的策略。为了指导游击战争，铁托8月间发表了《人民解放游击分遣队》的文章，规定了游击队的任务，提出了游击活动的方式、方法等。9月，铁托召开了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会议，对游击队的战术作了规定：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经历多次危险的苦战，交替使用了又能进攻又能退却的机动战术，其军事能动性在欧洲战争史上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使敌人疲于奔命，首尾难以相顾。 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和铁托也找到了非常相似的解决办法。主要的基地不应完全放在城市里，而应放在全国，放在农村”③20年代后期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国民党对重要城市的统治大大加强起来的情况下，想以城市为中心，首先夺取大城市，以达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是走不通的。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创建敌后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论述了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相互配合推进革命发展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南斯拉夫游击战争的重点也是放在农村和山区，从农村发动对城市的攻击。德意入侵以后，铁托原打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城市组织小型的游击队从事军事行动。但事实证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城市游击战的设想是不适宜的。因此，南共中央在1941年5月会议上，确定在起义中必须依靠农民群众。苏德战争爆发后，南共中央于7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首的突击队，并要求突击队“从城市前往农村，到人民中间去并建立游击队支队。”④为了更有利于指挥农村的武装起义，铁托在9月16日将司令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到战斗第一线的乌日策地区。在长达4年的抗战中，农村成为游击运动的主要基地。“农民养育游击队，掩护游击队，农民把自己的子弟献给了游击队。”因此，南斯拉夫的革命“斗争是在城市之外，在农民当中进行的。直到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一个较大的城市掌握在游击队手里，而是在战争结束时较大的城市才由游击队解放的。⑤ 中南两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从1937年开始打了8年，并且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寇达4年之久。在8年抗战过程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消灭敌人达百万之多，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国土，只有东北地区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就其抗战之持久、伤亡之重大，中国的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也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援助，单独抗击德意进攻达3年之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南斯拉夫军民牺牲170余万人，财产损失达469亿美元，消灭敌人45万之多。同样，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国土的战斗中，只是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得到了苏军的配合和支持。就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来讲，南斯拉夫在欧洲参战的18个国家中，仅次于苏联和波兰。因此，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浴血奋战而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南两国革命的共同点。 （二） 从打击对象看，中南两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仅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侵略，而且也同德、意、日侵略集团在国内的帮凶及其反共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实行“以华制华”、“方而治之”的方针，利用汉奸，扶植伪政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分裂。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公开叛国投降。1939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条约，将东北割让日本，承认日军长期占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等地。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从此，汪精卫领导的伪军配合日军不断进攻解放区，破坏抗战运动。针对汪精卫的卖国罪行，1940年2月，延安召开讨汪大会。随后，全国掀起了反投降反汉奸的热潮，有力地打击了投降活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1939年冬至1943年春夏，国民党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对此，中共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依然实行又联合又斗争，对其反共活动要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但斗争时坚持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的目的不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使之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中共的上述方针政策，在实行中取得了重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