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大量新史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民社党（全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上台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思想，即在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为独裁统治和战争政策服务。深入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理解民社党上台之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和第三帝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问题。 民社党上台之前经济思想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经济思想初具雏型 1920-1930年间，戈特弗里德·弗德尔、施特拉瑟兄弟和阿道夫·希特勒，对民社党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弗德尔（1883-1941年），1920年1月加入民社党，是民社党建立和发展时期一位极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期间，萌发了对法学和金融政治学的兴趣。1917年之后，对“利息奴役制”进行研究。1919年发表《粉碎金钱利息奴役制宣言》，1920年初与安东·德雷克斯勒和希特勒共同起草了民社党的《25点纲领》，1923年发表《反对金融寡头的斗争》和《民族与社会基础之上的德意志国家》，1927年发表《民社党纲领及其世界观的基本思想》等著作，对“创造性的”工业资本和“食利性的金融资本”加以区别，提出“粉碎利息奴役制”，提倡国家货币权威及金融权威，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取消利息，对民社党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提出作出了重要贡献。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1892-1934年）和奥托·施特拉瑟（1897-1974年），是民社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人。前者具有组织才能，后者是位思想理论家。奥托·施特拉瑟战后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学。1925年9月起草民社党内激进派革新民社主义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民社党尚未充分陈述的经济要求，明确实行经济改革，对《25点纲领》进行补充。1925年11月提出以该纲领取代《25点纲领》，遭到希特勒的否决。1925年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坚决反对希特勒亲善大金融垄断资本的政策，同年被清除出党。1932年12月8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被迫离党。 希特勒（1889-1945年），1921年7月排斥原党领导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当选为党主席，此后在党内极力贯彻独裁路线。希特勒在1925-1926年发表的《我的奋斗》、1928年口授的《第二本书》以及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对经济问题很少论及。但是在党的内部“工作文件”和流传下来的可靠谈话中，则对经济问题进行了阐述。可能出于策略考虑，他在准备夺权过程中，顾及同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结盟与争取中等阶层群众，故而对公开自己的经济观点持慎重态度。 1920-1930年间，民社党未曾正式公布过一个经济方案。但是，如果对民社党的《25点纲领》、弗德尔和施特拉瑟兄弟的经济思想以及希特勒的有关秘密言论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民社党对其经济思想进行了零散表述，在此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种由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等级结构模式构想。 党的25点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和）建立等级和职业议会，执行由帝国颁布的法律总纲。”这一条是希特勒补充的。①这种关于国家政治制度模式的设想，也同样适于国家经济制度的模式。希特勒后来说道：“工业和商业应避其不健康的领导角色，纳入一种民族需要和经济均等的普遍范围之列。”② （二）维护私有制，由国家控制经济。 25点纲领和革新民社主义纲领草案中关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经济改革的条文，要求在维护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由国家权威控制经济，加强中、小资产者要求同大资产者均衡财富和同大资本竞争的能力。1925年奥托·施特拉瑟公开声明，“加强国家权力，通过国家调节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③希特勒后来从其上台执政、建立独裁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总目标出发，明确声明，在经济问题上，民社党绝对不废除“经济私有制”，“并不废除从事劳动和谋取财富……。”同时表明，由国家权威控制经济。他说，民社党原则上“反对自由主义”，不赞成“自由贸易”和企业主的自由主动精神与竞争原则，不赞成市场经济调控的自由价格和工资原则。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安排和满足这些自然欲望，并涉及由国家和公众对私人利润和私人主动性限制的界限……。国家应该根据特定的时间和状况的需要，进行变动，对这两个方面进行限制……”。④他进一步强调说，“民族经济……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缔造者，恰恰相反，强大的民族国家能够单独保护经济和使它自由地存在和发展。”经济是“次要的”，必须无条件地隶属于“政治优先”。经济是“一个民族肌体和种族生存中一种必要的仆从”。⑤ （三）经济（农业）自给自足，为夺取生存空间奠定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25点纲领中补充了关于夺取生存空间的要求。除去强调外交和权力政治既定目标之外，也强调（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他说，对于经济政策来说，“攫取新的土地，移植多余的民族人口，具有许多好处……。一种牢固的中、小等级农民的基础，仍是各时代抵制如同我们当今社会病症的最好保障。同时，这也是一种民族在一种经济内部循环中找到日常面包的一种唯一解决办法”。在这种经济中，德国人民“从本土上滋养自已”，通过自给自足，独立于世界市场，治愈“无限有害的工业化”。“德国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