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我国大陆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中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无论就发表的论著数量而言，还是就总体学术水平而言，都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中美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注意，对该领域涉及的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和大多数重要问题，都有比较认真的探讨。尽管如此，直到陶文钊新作《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面世以前，仍然缺乏一部涵盖整个这一时期的论著。该书作为作者多年治学的总结性成果，既达到了通史类著作须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要求，又具有在史实调查方面深入细致、根据确凿、引证丰富的专著特色。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该书的论述超过了迄今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同行学者们应予重视的卓见。就总体而言，该书论点鲜明但不失于偏激，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当然，任何著作都必不可免地会有缺点，该书的缺点主要在于宏观思考和逻辑性分析方面还有欠缺，对现代中美关系包含的某些政治侧面揭示或阐释得不够。 《中美关系史》是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一方面，它论述了历时40年的一个国际关系过程，铺展了一幅连续的历史长画卷；另一方面，它又显现了这一国际关系所包含的纵向的、富有理论意义的诸层面。后一点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可以按照这些层面来考察该书所作的历史研究，辨识其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并且提出对史事及其研究状况的一些看法。据此，本文将从下述三方面来评析《中美关系史》并进行必要的讨论：中美关系与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与中美国内政治，中美关系与中美政策思想。人们用类似的方式评析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①。尽管他们更多地是评价这两部历史著作中包含的国际政治思想，但其方法——主要从评析者自己设定的论题框架而非评析对象本身的历史顺序框架出发——确有长处。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中美关系史》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优缺点，使用此类评析方法可能更为适当。 中美关系与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 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就其地理范围而言，是欧洲国际体系逐渐扩展为全球国际体系，是世界各不同区域、不同文明和不同形态政治实体在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近现代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扩张作用下，逐渐结合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美国赢得独立并逐步扩大海外介入规模，中国被迫结束闭关状态并成为列强蚕食的对象和权势竞争的场所，便是这一演变过程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美关系的出现及其变化，主要取决于两国均置身其中的世界政治和近现代东亚国际政治的出现及其变化。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不仅不可忽视，而且不可简单地看待。它们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所谓多元，是指大致除冷战初期外，这两套国际政治结构中权势和影响基本上分布在三个以上大国中间，而非集中于某一个大国及其头号对手，例如从一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美日关系。所谓多层次，是指不仅应当注意上述大国格局，而且应当注意强国与弱小国家或民族的关系模式（即国际体系中的所谓分层），强国相互间的交往模式，由国际法规、国际道义准则、国际惯例和大国非正式协议或默契构成的国际政治规范②。当然，中美关系史著作完全不必刻意去做国际关系理论形式的综合或抽象，但它们应当包含较全面的、能够同理论思考相对应的史事叙述和阐释。 我不久前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我国学者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若干方法上的缺陷，其中比较普遍并且最妨碍学术进步的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未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置于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的国际政治与美国战略的大背景之下，或者说这些研究缺乏应有的多维国际框架。我还就此提到，这落后于我国学者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相应状况③。《中美关系史》关于这一期间东亚国际政治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论述，正是我国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一个典范。 该书序章对世纪之交东亚国际权势竞争作了很精彩的说明。这一时期（大致从甲午战争和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东亚大国格局，总的来说是一种正在酝酿重大变动的多元均势，而美国只是其中的一个远非最有力的角色。正如陶文钊在一篇论文以及本书中强调的那样，除国力尚嫌不足和国内反帝国主义舆论的制约外，美西战争的结果使华盛顿在很长时间里必须首先致力于巩固对菲律宾的统治，而不能较多地参与在华的竞争④。海约翰的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用空洞的外交辞令和外交姿态代替实力干预。欧日列强当时所以未加反对，恰恰因为它们是一纸空文，况且尚未有任何强国强大到要迅速改变它们所反映的均势格局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海约翰照会及其问世的经过表明，“美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已经摆脱了追随者的处境”（《中美关系史》序章第25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语只注页码）。美国为扩张在华势力而努力争取实施门户开放，起初主要针对俄国，但到西奥多·罗斯福主动出面调停日俄战争时日本已经成为同俄国一样的制衡对象。罗斯福希望“俄国和日本将继续互相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序章第27页引语）。《中美关系史》的叙述显示，此后列强在华竞争出现了某种趋向于两极化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开始变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欧洲两大军事对抗集团的形成促使东亚大国关系重新组合，导致了英法俄暂时支持日本在华扩张势力和四强排挤美德两国的非正式局面。这一国际政治框架，加上陶文钊强调的美国因菲律宾属地而受到的有力牵制，使得一系列重要事态变得顺理成章和容易理解了。这些事态包括：通过《罗脱—高平协定》美国在对华扩张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诺克斯计划）夭折；塔夫脱政府调整东亚政策和“金元外交”政策（其本质是改行“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第37页）；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和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同样，威尔逊执政后否定塔夫脱与列强合作的方针，促使美国财团退出国际银行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日、俄已加入其中，使之成了四强协同排美这一东亚大格局的缩影。《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揭示了这一出出错综复杂的历史活剧的内在统一，在深刻性和整体性两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平，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未涉及威尔逊那富有特征的国际政治观（自由国际主义）⑤，因而对他变更对华政策所作的解释显得比较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