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步近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文出处:
孔子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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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退溪(滉)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

      一

      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

      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

      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君主要有“爱民如子”的观点。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退溪则发挥这一观点,他说:“必民穷太剧,则官何由独不穷乎?”(《增补退溪全书》(三)《续集》卷七《答子嶲》)这是因为君主的享受要取之于民,民贫则国困,故儒家主张“藏富于民”,反对竭泽而渔。如若百姓温饱有余,则国库自然充盈,君主所需亦有所取之所,君与民在经济上确实利害相关。他说:

      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如遇其疾病饥寒则哀伤恻怛不啻在已,提抱抚摩诚求不远,饥食以饲哺之,药物以救疗之。如此而或至于死,犹不敢怨天而自伤其救疗未尽,盖其深爱至痛之情所当然也。(《戊辰经筵启札一》,《增补退溪全书》(一)卷七)退溪认为人君就要像父母那样,百般体贴自己生病的子女一样,关怀备至地体恤百姓之疾苦。君主以“深爱至痛之情”,行“父母爱子之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事实却洽然相反,退溪以此批评君主不恤民苦的现实:

      安有为民父母而行政於其疾病之极、饥寒之迫,则若不闻知。既绝其口食,又废其药物,而托辞於他事之重,忍所不忍。驱催蹙迫,以纳於水火之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不惟不拯,鼓澜以渰之。加之以鞭挞,随之以刑戮,假使所重之事因而得成,甚非为父母爱子之道!(同上)人君身为民之父母,却不行爱子之道,则是完全背离了古代圣贤的遗训,说明朝政已腐败之极,君舟之覆迫在眉睫。退溪是位有政治远见的思想家,他已看到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故恳切陈词,提醒在位的统治者,及早悔悟,以防患于未然。

      第二,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李退溪从孔孟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出发,深刻地阐发了孔子“先富后教”的进步主张,提出发展农桑是“王道之大本”的观点。

      关于“民”的问题,历来为孔孟儒家所重视,并列为首要之事。因为这直接关系着王权的巩固与否和国家的兴亡,此后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也证实了这点。故退溪在《戊辰经筵启札》中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人民是立国的根本,失去了人民,国家便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即所谓“无信不立。谓民无以立于世,而国亦不得立也。”(《言行录》卷二,《增补退溪全书》(四))他认为,争取民心、获得百姓的信任,至关重要。他指出,国家在临乱的存亡之际,君主要与百姓同生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才可能转危为安。他说:“临乱,而与民守之,信为重。”(同上)这是对孔子关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观点的发挥。早在先秦儒家,就已认识到君与民的关系如同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对此,退溪也严峻指出:“君舟之覆,恒在于民岩。”(《致黄海道观察使书》《增补退溪全书》(一)卷六)他感到遗憾的是,有些人并不懂得这一道理。“今人狃于升平,不知国家乱亡之祸,率由于民岩,云合土崩之势,恒起于民流。”(《戊辰经筵启札一》同上书,卷七)退溪认为,历史上的君舟之覆,应当成为今日君主的明鉴。他说:“汉魏之张角、葛荣,唐宋之黄巢、方腊,皆何因而起乎?”(同上)可惜的是当时的君主没有醒悟,“使时君早忧而预为之所,则岂终至于覆败乎!”(同上)

      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退溪则从孔孟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出发,深刻地阐发了孔子“先富后教”的进步主张,提出发展农桑是“王道之大本”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先富而后教之,才能收到成效。在讲解《论语》时,弟子问他:“富或先于教,信或重于食,何也?”退溪回答说:“富先于教,平时富、教之先后;信重于食,临乱处变之缓急。盖非富,教不行,故先富;无信,民不立,故去食。”(《增补退溪全书》(四)《言行录》卷二《讲辨》)可见,在富民与教民二者的关系上,退溪认为民穷则教化难以奏效,富民才是教民的前提,民富则教化易行。故平时,富民要摆在优先的地位。但在战时,在“民信”与“民食”二者的关系上,如若不取得百姓的信任而失掉民心,国家就危在旦夕,所以争取民心便是当务之急。这不等于说民生问题不关紧要,而是说人民衣食,要靠平时的富民措施来解决。唯有平时富民,才能在战时得到民信。

      鉴于以上认识,退溪认为发展农桑生产,解决人民的衣食温饱是“王道之大本”。他说:

      《传》不云乎,民事不可缓也。王道之大本于农桑,四维之张由于衣食。黎民不饥不寒,而后可以迪彝教、崇礼义而治道成矣。自古临政愿治孰不欲务此。(《致黄海道观察使》,《增补退溪全书》(一)卷六) 何谓“四维”?《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退溪认为,礼义廉耻的四维之张否,取决于人民衣食温饱的解决,这就要靠发展农桑生产;如若农桑生产上不去,人民衣食无着落,崇礼义、行教化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他对于有利于人民的衣食温饱的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活动是十分关注的。例如,对于高丽王朝时代将棉花从中国元朝引进高丽的文渐益赞佩之至,曾专为之著文歌功颂德。他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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