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14日，中韩东亚史研讨会在天津隆重举行。这次会议由韩国东洋史学会、亚洲大学史学科、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来自亚洲大学、东国大学、仁荷大学、庆熙大学、弘益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十八名韩国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等十余名中国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研讨的基本方式是：五位韩国教授宣读学术论文，五位中国教授进行评议。内容涉及秦汉至明清各个时期中国、高丽、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及中国国内各民族政权间的关系。 首先，东国大学曹永禄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秩序的推移和韩、日对策》的学术报告。指出，古代中国与东亚的关系，以五代为界，可分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秦汉、隋唐开放时代，主要是通过册封体制和设立羁縻州，来构建中国与东亚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隋唐二朝，与韩、日的使臣、王公贵族、僧侣、商人乃至奴隶自由往来，国际交流极为活跃。10世纪以后，辽、金、元“征服王朝”出现，使宋被迫采取消极闭关的对外政策。高丽或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很消极。宋、高丽、日本三国间关系均比较疏远。唯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仍在继续。14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元、明、清三王朝递相交替。韩国则发生高丽与朝鲜王朝的更替、变动。明王朝基于中华思想，采取“关禁”、“海禁”为内容的闭关政策。即除朝贡关系外，不允许一切民间贸易等往来。这种政策后又被清朝所承袭。 陈振江评论说，曹永禄教授的论文紧紧围绕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条主线展开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作者把古代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归纳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进而条分缕析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政策与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文章把古代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往形式和性质分为“公式使者”（官方交往）和私的关系（民间交往）。还以显著篇幅论述了朝贡、授爵、册封、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僧侣、商贾、移民等交往内容。这些分析，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关于中国士人官僚的名分主义、尊王攘夷意识强烈而左右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等论点，很有创见。对文中“征服王朝”与闭关政策的联系，经济问题在明清闭关政策中的作用等问题，陈振江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韩国东洋史学会长、亚洲大学教授卞麟锡在题为《唐代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报告中说，从总体上看，唐朝仍然是利用册封规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建立所谓“纵轴秩序”。与前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积极向外扩张，与其通商的多达百余国。此时，属于东夷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皆和中国有朝贡、册封的关系。但是，在唐帝国势力稳定之前，东北亚的这种册封体系却是以突厥为中心的。有唐一代，与唐帝国存在互不相让、彼此对抗的敌国关系的，仅限于突厥、高句丽和吐蕃。唐初还将东突厥及高句丽、百济之民徙入中国领土。此举虽有歧视夷族的寓意，但民族间的融合却又是其基本原则。谈到韩半岛三国局势变化与唐帝国的关系时，报告认为，唐初新罗为打破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均势，与唐结盟，以开贡道为由向唐借兵，完成了三国的统一。过去，不少人斥之为反民族的行为。实际上，罗、唐联盟意味着突破三国关系中的孤立而取得的外交成果。这并非单纯的军事联合，而是领导东亚形势发展的政治、外交、军事重要合纵策。唐与新罗两国都致力于此合纵策，都努力运用此合纵策，图谋最大的利益。 张国刚评论说，卞麟锡教授对唐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造诣很深。第一，如何评价唐的出兵与新罗统一，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卞先生认为，新罗与唐朝的联盟，促进了东亚政治、外交及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这是很有见地的。新罗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朝贡之道”而求助于唐，而是有其苦心和用心的。是保持三国间无休止恶战还是新罗的统一对韩民族的发展更有利？新罗借唐兵开“贡道”，是否有经济或文化上的考虑？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第二，唐朝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吸收了那些被称为“夷狄”的文化所致。中国史料中认为华夏文化总是同化外族文化的观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不是同化，而是融合。第三，一般认为，唐代朝鲜特别是新罗及后来的渤海是完全引入唐文化而建立自己国家的。这恐怕并不完全正确。历史表明，对于强势文化，如果完全拒绝，或者完全被同化，都是难以自立下去的。只有在充分吸收强势文化的基础上，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才能使本民族生存与发展下去。在唐代，韩国文化并非完全倒向唐文化，而是仍然保持了本民族独特的东西。韩国是怎样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大唐文化的，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不仅对于破除“中华文化本位观念”，和对卞先生提出的重建真正的韩国民族史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诚信女子大学教授申采湜发表了题为《10——13世纪东亚的文化交流——尤以宋代文人的高丽文化观为中心》的报告。指出，10——13世纪的东亚，形成了宋、辽对峙的新的国际秩序。宋朝士大夫对高丽文化的看法，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两宋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分为亲高丽观、反高丽观和中立立场三种类型。亲高丽观以曾巩为代表。曾巩以历史认识为出发点，强调高丽的文明水准明显高于周边其它国家。因而，只可以德怀柔，难以用武力征服。还对高丽朝贡费用浩繁表示关切与担忧。中立立场以徐兢为代表。徐一方面对高丽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而趋于中华化予以高度赞赏，一方面又从批判的角度记述了高丽的“夷政”、“夷俗”。反高丽观以苏轼为代表。苏认为，宋与高丽间使臣往来，耗费达十余万贯，高丽进贡品多为无甚价值之物。两国间的使节交流，有“五害”而无一利。今天看来，苏轼的“五害论”与事实全然不符，实际上是否定新法党的联丽制辽政策的政治报复，也是拘泥于中华主义的华夷论而对高丽文化所作的过低评价。 李治安评论说，申采湜教授选择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它来透视剖析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是适宜和必要的。文中所探讨的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而是观念形态的、深层次的辐射、交融、反馈。过去，中国国内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仅限于表象上的往来和影响。而对观念形态的探讨，没有多加注意。申教授的研究，颇有新意和学术价值，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与借鉴。作者既探讨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宋朝官方的高丽观，又以曾巩、徐兢、苏轼三人为典型事例，详细论述了亲高丽观、中立立场、反高丽观。而且特别注意将文化、观念和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李还就部分韩国学者将宋、辽、金、西夏、高丽间的关系称之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历史上的高丽与中国，虽有亲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二者基本上是长期独立的两个国家共同体。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称为国际关系。宋、辽、金、西夏之间，则不然。应属国内各民族政权、区域性政权间的关系，不能称之为国际关系。我们的这种看法，既合乎依现有版图确定历史上国内、国外界限的国际惯例，也符合1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因而，不会被误认为是“中华中心论”，而可以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