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蒋孟引先生在教育部委编《英国史》序言中开章明义地指出：“‘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再没有经过武装革命，但人民群众的斗争，促成了各方面的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和平改良的道路，究竟得失如何，应该详尽而深刻地逐一研究。这是历史悬案，英国提供了最好的典型，不可交臂失之”。①为此，笔者提出几点看法，就教于同行。 一 若就光荣革命本身而言，它并不像1640年英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革命那样震撼人心，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只是以信奉新教的新王调换了信奉天主教的旧王，更何况威廉亲王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有着从家族纽带上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往往把1640年的事件称为“内战”，而把1688年事件称为“革命”，并冠于“光荣”二字，这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光荣革命前后英国的政治形势，使光荣革命成为了一个衔接点，所谓衔接并非指它是1640年革命的继续，而是指光荣革命把一种开始变革的“新性质的王权”，②与英国历史传统中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衔接了起来，在保留传统的表象下使英国人更宜于接受新的变革因素。我们知道，英国封建时代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传统是欧洲最为古老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58年《牛津条例》，确立了英国封建时代议会政治的基础。此后，议会作为大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与王权的关系是对立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国王与议会是混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绝对君主制，而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在英国民族的心理上是根深蒂固的。 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当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走向对抗，发展成了以国王为一方、议会为另一方的1640-1648年的“大内战”之时，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英国人仍然很难以把君主和议会分开：第一次内战爆发后，长期国会在1642年还发出“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口号；1648年查尔斯一世又挑起第二次内战时，英格兰下院仍然声称“绝不改变以国王、上院和下院为基点的政府”。战争结束后，尽管英国人已饱经国王挑起内战的创伤，尽管长期国会已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查尔斯的大多数臣民，仍旧宁可看到国王回归王位”。③这种心理强烈地表现在议员们对处死国王的态度上。1648年12月经过普莱德上校清洗后的残阙国会还有议员213名，但是，根据沃登教授的记载，“在1648年12月6日到1649年1月30日审判国王的数周内，主动参加议会活动的只有70来人，其中只有43人签署了处死国王的法令”。④可见，国王虽然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但这样做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使然。1649-1660年在英国历史上只是一种无王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心理上英国人不是要以一种革命和突变的形式抛弃王权，而是要以一种改进和渐变的形式限制王权。 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对英国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还体现在17世纪50-60年代英国实行各种政治制度的失败之中，也体现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过程中。1649年残阙国会曾不顾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宣布英国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⑤但是，共和政体只实施了4年，英国又不得不求助于军事专制，于1653年开始了护国政治。当时，护国公克伦威尔仍认为护国政体并非完全符合其新贵族的价值观念，而仅仅是一种暂时性措施。即便如此，护国政治也只维持了7年，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回到了斯图亚特王朝。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情景也是不一样的。1814年波旁王朝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下才开进了巴黎，此后还出现了拿破仑的“百日执政”，显示了民心的向背。在英国，1660年3月蒙克率军顺利进入伦敦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应由国王、上院与下院组成，查理·斯图亚特在布列达发表了妥协宣言后，就在英国人平静地观望下回国继位了。整个过程只发生了轻微的流血事件，死了13人。⑥复辟18年后，迫于王权走向专制和天主教复辟的危险，1688年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联合起来，通过政变形式的“光荣革命”，使政权的重心在保留君主的外观下又平静地转向了议会。 总之，在1640-1688年的40多年中，英国人经历了共和政体、军事专制、王权复辟，他们实验着各种政治制度，在内部冲突和政权更替中渴望着政治的安宁和稳定。然而，由于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的传统，无论是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都难于在英国扎根，英国人最终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找到了和谐政府和稳定政治的支点，找到了对传统价值观念中所能接受的混合君主制与议会文化的衔接，找到了向新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代议制演变的起点。从此意义上说，“光荣革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开创，它开创了在继承旧体制框架下作适时变革的道路。它的成功体现出英国议会政治体制是英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权力是国王、上院和下院的权力均衡，因此王权无论膨胀到什么程度都无法与议会分离；反之，无论怎样限制王权也得在议会政治体制内进行。由于英国人在传统上对其独特的议会文化的认同，在其政治现代化途径和国民参政途径的选择中，就更倾向于渐进和改革的行为方式。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公民的参政权不断扩大，政治权力的转移也相当大，但这些变化往往隐藏在旧的框架中，体现为一个连续性的有条不紊的调整过程。这样，“光荣革命自身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为以后的人们提供历史依据”。⑦这就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民族是不愿意走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之路的，王权只能一点点削弱，民主只能一步步扩大，他们宁可在旧的大厦中偷梁换柱，逐步改造，也不愿使之一夜倾覆；他们宁可把新酒一滴滴注入旧瓶，使之慢慢质变，也不愿意新瓶装新酒。英国人崇尚的是保守而渐进的道路，1688年革命铺垫了其政治现代化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深藏着近代英国统治上层所走改革之道的文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