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岛和马来半岛由于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古代中国与印度以及阿拉伯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中，无论是称为“香料之路”，或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是称为“海上赴印度求法之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新、马古代史不仅对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史、东西方关系史，而且对加深理解当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的提出并不难，而解决问题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新马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常有暴雨滂沱倾注，地面文物难免被冲毁和堙没。加之悠悠岁月，史料阙如。倘若要对新、马的远古时代、民族起源和历史发展详加阐述，谈何容易。中外学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多半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一些难得的考古资料等方面去探颐索隐，专题深入探究尚不多见。拙文拟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新、马古代史作一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远古时代，亚洲东部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连同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一直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生活着一支南方古猿。人类进步的足迹大抵沿着大约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大约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的蝴蝶古猿等阶段演进，至250万年前南方古猿演化为猿人即“东方人”。①至170万年前，东方人又演进为生活在云南一带的元谋人，而150万年前的爪哇人则生活在爪哇岛一带。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北京人演化中的山顶洞人便是蒙古人种的祖先。爪哇人演变过程中经历梭罗人和瓦贾克人阶段便发展成为澳大利亚人种。②澳大利亚人最初主要分布在大巽他群岛（又称南洋群岛或马来群岛），随后通过“陆桥”到达东南亚半岛区，遇到从北方不断南下的蒙古人阻挠，并且被这蜂涌而来的蒙古人所同化、融合。早更新世的人类可能是从中国的云南，经泰国、缅甸取道马来半岛进入海岛的。另一条路线可能是从广东、福建，通过台湾陆桥到达菲律宾群岛。现代科学的成果证明，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周期性的海退为早期人类的迁徙和交往提供了方便。③新马为东南亚早期人类迁移的桥梁之一。如今马来西亚北部的科达·淡板发掘的砍砸器，“淡板文化”的发现在证明人类怎样进入爪哇海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至迟距今1万年左右就有原始人类在新马地区生息繁衍了。 学者指出，原始马来人即为第一批迁徙马来半岛民族的后裔，其基本特征为直发、脸长、鼻平、肤色介于尼格利陀人和塞诺人之间，属于蒙古人种，体态结实强壮，操马来语。④在彭享南部、森美兰、柔佛、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东海岸的雅贡人、原始马来人等种族，“具有纯粹蒙古人和中国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种族特征。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正如原始马来人这个名词是为印度尼西亚和类蒙古的合成种类而创造的，次马来人或正马来人这个名词有时就用来称呼现在的马来半岛以及马来群岛诸海岸的马来人，即原始马来人的后裔，他们已经同近代的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混合了”。⑤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认为，马来族是由海洋尼格罗人、吠陀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四大种族成分融合而成，而马来族形成的地点应该就在上述四大种族相汇的地区。他还认为这个地区应为印度支那或延长至东西两翼，即东至华南，西至泰缅沿海地区。⑥现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曾在印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活动过。马来族群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并发生变化是完全可能的。马来人驻足新马陆桥从事原始渔猎和耕作，逐渐组成部落，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马来人已经掌握不少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由于中国南部和印支地区青铜文化的传入，纪元前后又传来铁器，新马陆桥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大推进了社会历史的进程。 基于上述情况，一位日本学者说：“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从历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东南亚大陆上，确有从北方向南方的民族移动的痕迹。但是，现存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邻近民族互相往来、互相影响，才形成了今天各民族的轮廓，这样的看法才是比较合理的”。⑦事实表明，包括新马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柏林斯顿就鉴定出吉兰丹瓜母生地区出土的黑陶碎片是属于中国夏朝沿海居民的黑陶文化圈文物。在哥打丁宜附近出土的陶器碎片则被确定为周秦时代的文物。在巴生武吉拉扎一带出土的铜鼓残片也被认定为汉朝时期的文物。⑧这些文物又说明了古代中国与新马之间有着拔茅连茹的历史联系。 二 新马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周边邻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毫无二致，基本上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新马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产生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诞生了。大约在纪元后的几个世纪内，新马地区陆续出现若干个国家，此局面一直延续到麻诺巴歇帝国灭亡为止。新马漫长的邦国林立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后者为7世纪至15世纪初。 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新马地区邦国相当多。从中国史籍中即可查出10个以上，诸如羯荼国、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佛罗安国、单马令国、彭享国、吉兰丹国和丁家奴国等。⑨此外，有学者认为，登牙侬国、日罗亭国和加罗希国也在如今的马来半岛上。⑩又有学者认定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都元国也在马来半岛丁加奴的龙运一带。(11) 苏洛鬲国，即《汉书》之都元国，《晋书地道记》之屈都乾，《梁书·扶南传》之屈都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羯荼，《诸蕃志》南毗条之吉陀，《武备志·航海图》之吉达港，《海岛逸志》之吉礁，《海录》之吉德或计达，皆为其他，为马来半岛最古之国。(12)苏洛鬲为《吉打纪年》泰语(Sro Kan)的对音。该国位于马来半岛中部西海岸吉打地区，居民为马来族，有酋长。公元初建国，2至9世纪以其富有和繁荣而著称。这不仅因该国“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沉速、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13)主要还在于该国位于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途中，便利东西方往来船只交换商品、人员歇脚和修理船只等。如，中国唐朝高僧义净赴印度求法往返均途经于此。又如，该国于公元650年至655年（即为中国唐朝永徽年间）曾派使节到中国。显然，苏洛鬲国很早就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颇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该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广。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该国与印度东海岸距离比较近。据说，从科罗曼德耳海岸出发，在适宜的季节用小型船只可以安全驶抵苏洛鬲国。二、由于印度皇帝于公元3至4世纪大肆出兵恒河谷地和南印度，致使大批印度人东逃，其中不少人来到马来半岛。印度人既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种植水稻、牧牛、航海、建筑、制造金属器皿等，也带来印度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诸如苏洛鬲国中有关政治、军事、经贸和法律等方面的术语，甚至连动植物的名称和地名不少源于梵文，婆罗门僧侣在政权机关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