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 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这也许是因为魏特夫的经历很特殊，以致可以说具有戏剧性。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以毕生精力研究东方社会；他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他曾当过共产党员和德共中央委员，后来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全身心地为西方世界填补“理论上的真空”。一言以蔽之，魏特夫是一个在生活、思想、工作和信仰上经历跨度都很大的人。正是这种经历和跳跃，使他积累了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丰富知识，也使他的著作具有特别意义上的典型性。 从广义上讲，东西方关系至少是全部成文史的关键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狭义上讲，东方社会究竟向何处去，对于东方人自然早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对魏特夫的跳跃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经历是一种沟通认知的桥梁；他毕生研究所得，不论正确还是谬误，都是东方社会研究中的一种积淀，并从正面或负面给予人们以启迪。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原因，过去关于西方的认识太少，自己在阅读《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突出感受是收获比读许多观点与己类似的著作还要多些。 一 跟其它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也不是无源之水。毫无疑问，不仅黑格尔、亚当·斯密，而且还有孟德斯鸠、赫德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理查德·琼斯等人的意见都给予马克思的观点以一定的影响；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观点打开了魏特夫整个研究生涯的大门。不过，假如有人想要就吸取前辈遗产方面对他俩作一比较，那末，可以发现一个重大区别：前者把前辈的遗产进行了消化，化为了自己学术体系的血肉；在后者，前辈的遗产象是两股洪流激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谁都知道，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它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请特别注意：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无论任何人，只要不局限于一隅，而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把全部发展进程纳入视野，即便你不赞同唯物史观，也绝对无法否定：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发展过程。由各种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在地球的各个地区所创造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马克思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他第一个用社会形态学说科学地界划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几个重要阶段，使我们得以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为不同的文明发展划出定位的坐标。从这种角度看，假如用魏特夫爱用的词语表述，在理论上正确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确实只能是“单线的社会发展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切事关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论概括中，无不坚持着这种原则立场。其次在于，他同时历来反对把唯物史观当作教条，套用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上去。当事关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时，马克思就始终坚决反对那种照搬照套他的社会形态学说的一切行为。他在论述东方社会时曾一贯指出它的长期停滞性，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起源“明确地限于西欧”，强调它是一次“西方的运动”，并大胆地预言过半亚洲式的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他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痛斥米海洛夫斯基，指出那种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然后再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无非是“万能钥匙”式的儿戏。总之，在所有这些事关具体历史的场合，马克思从来都否定那种认为历史将按照他自己发现的社会形态学说单向循序前进的一切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正确区分这两种情况是不容易的。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种区别，而魏特夫一边读着《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分明看到马克思在痛斥“万能钥匙”式的滥用，说这是“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侮辱”，一边却照旧视而不见，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违心地表达的正是他所痛斥的思想。这样，米氏和魏氏在歪曲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方面其实并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认为这个学说可以套用到一切民族；后者只承认马克思运用这个学说所得的具体研究成果，把他自己中意的东方社会停滞性的观点捧到天上，称赞为“无与伦比的科学成就”，而把自己所反对的观点指责为“无与伦比的犯罪”。据此读者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着何其相似的片面性。试问究竟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和魏特夫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会犯这样的片面性？我以为，造成片面性的一个根源是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 魏特夫一生具有丰富的经历又始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东方社会的研究，这使他在东方学领域内具有了比较广博的知识，在一些问题上也确有真知灼见。但是，历史的内涵无比丰富。且不说三百万年来的人类全部历史，即以近几千年文明史而言，事关多少国家，发展过程又是何等漫长和复杂，史学家要想了解它，除逐一研究它之外，别无他途。尤其是当一个人在这样做并做出了某些成绩之时，千万要有自知之明，决不可被自己归根结底说还是一孔之见所陶醉，飘飘然起来，神之乎之地落到中国俗语所谓的一叶障目的程度。坦率地说，凡认真读过《东方专制主义》的人随处都可以发现这类令人不愉快的表现。为省文字，让我仅从该书1981年文塔奇出版社版本《前言》中随手摘取几个例子。 波利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写了《马克思和列宁论东方专制主义》一文，赞扬了他那本书，他反过来称波利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公然地自吹自擂，说什么“大学文坛把《中国社会史——辽》评价为使美国在当今关于中国和亚洲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他把费正清对自己的称赞——“先驱社会历史学家魏特夫博士的榜样”等等——引用在自己的著作中，而当他发现费正清后来并没有对《东方专制主义》发生兴趣，就指责“费正清及其一伙人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回复到狭隘的和支离破碎的方法上”。在这里他对费正清的评价和前引对马克思的评价使用的方法几乎相同，只是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没有使用刻薄的词句，而是借用别人的话，说费正清“这位（新的）美国舆论大师关于世界形成力的理解更加不乐观了”。仅仅这些自白已把他的沾沾自喜暴露无遗，也把怀才不遇的心情和盘托出了。大概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非常热心于填补西方“理论上的真空”，但实际引起的反响与预期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吧。其实，由于研究对象无限广阔，且本身又处在无穷的发展之中，任何研究所得即便是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也都不能不是极其有限的。在这里需要博大的情怀。我想再说一次，魏特夫的某些研究成果是有价值的，但他过于自负，把自己非常有限的研究成果绝对化了，以致于达到视一切与己不同的学说为谬误的地步。在对待马克思的场合，他把自己本是微观的认识绝对化，反对马克思；在对待费正清的场合，又把这种微观的东西宏观化，用以反对费正清。不幸，在所有这两种场合下，他都不能与对手相比。换言之，说魏特夫缺乏理论思维的能力，当然不是指智力上的原因，而是指他缺乏进行高级理论思维所必备的品质素养，——首先是谦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