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日本政党发展史上，有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前者是藩阀官僚与政党由斗争走向有条件的合作的体制，标志着所谓“1900年体制”的成立；而后者则打破了藩阀官僚与政党的合作，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崩溃。可以说，在1945年以前，如果没有大政政变，日本政党就没有单独组阁执政的机遇。本文试就大正政变在日本近代政党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大正政变 大正政变始于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瓦解（1912年12月），中经继之而成的第三次桂内阁和以打倒第三次桂内阁为目的的宪政拥护运动（第一次），而终于第一次山本内阁的成立（1913年2月），历时两月余，内阁三度更迭。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执政期，正值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开始之际。当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西园寺政府所采取的不干涉态度，引起了支持清王朝、反对国民革命的山县有朋一派势力的不满。同时，该届政府排除藩阀官僚干涉，整顿行政与财政，以及克制帝国主义性质的外交政策等举措，也加深了与藩阀官僚的对立。明治天皇的去世，更使官僚集团焦虑不安，于是两者的对立之战，终由所谓增师问题而一举爆发。 所谓增师问题，系指陆军鉴于1910年日韩合并后防卫范围扩大，中国的辛亥革命引起形势变化，以及俄国军事运输能力增强等情况，把从前曾被否决的增设两个师团的议案再次提交内阁审议。但西园寺内阁在1912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否决了这一议案。翌日，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辞呈，奏文说陆军不能容忍拖延增师案。①日本史上的所谓“大正政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陆军此次滥用帷幄上奏时权弹劾内阁，并在山县有朋控制下拒绝推荐后任陆相，导致了西园寺内阁的垮台（大正元年〈1912年〉12月）。从日俄战争到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之间交互执掌政权的所谓“桂园时代”，亦就此出现破绽，政局围绕着后继首相问题而陷入一片混乱。 继西园寺内阁之后，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桂太郎在大正天皇继位之时已入宫担任内大臣兼侍从长，仅仅4个月就弃去内大臣之职，再度出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借用天皇诏敕的力量，克制“海军罢工”，要求海军大臣斋滕实留任，其后又几次奏请天皇下诏敕压抑民论。他的这种乱发诏敕的非立宪行为导致了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发生。 护宪运动的口号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②意在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政友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这场政党与藩阀的斗争，逐渐扩大到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等率先仗义执言，支持运动。作为实业家俱乐部的交询社也开始拥护宪政运动，并于12月19日（1912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拥护宪政大会，提出“坚决排斥妥协，根绝阀族，以期拥护宪政”的主张。面对声势渐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亲自出马组织新党，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尤为甚者，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他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政友会等在野党，民众也因其打乱宫中府中之别，背离立宪政治之常道而愤怒。护宪运动日趋炽烈，民众包围国会后，政府出动二千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社会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这时，桂太郎想以蛮横手段解散议会。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劝告说：“倘解散国会，则必发生内乱”。③桂太郎见大势已去，只好被迫辞职（1913年2月）。第三次桂内阁上台仅两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其后由萨派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和政友会提携收拾了残局。 以上就是所谓“大正政变”的概况。它是明治初年以来的藩阀政府与政党，超然内阁主义与政党内阁主义对立的顶点；也是作为两大势力代表的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及其后继者的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对立的顶点。而这场对立之战，由来已久。 藩阀官僚超然内阁主义与政党的政党内阁主义的对立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界就有所谓自由民权与“有司专制”的斗争，《明治宪法》颁布后，这种斗争又表现为民党（在野党自称）与藩阀官僚在早期议会的斗争。 藩阀官僚采取的超然内阁主义，源于黑田清隆内阁总理大臣在地方长官会议上的训示：“政府按一定之方向，以超然之态度立于政党之外，居于至公至正之道”。④从明治18年12月的第一次伊藤内阁，到明治31年6月的隈板内阁之前，共7届内阁，总理之职始终在萨长藩阀之间授受，阁僚也大半是萨长出身。但民党在议会中占有优势，明治23年（1890年）11月的第一届议会，在300名议席中，民党占171名，吏党只占84名。民党利用《明治宪法》赋予议会的预算审议权，对国家预算案的成立问题，屡屡给政府制造“麻烦”。其实质是利用宪法侵分藩阀的权势。这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至六届议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届议会讨论明治24年度预算案，决定大幅度地削减预算，就“露骨地表露出对藩阀政治的不满”。⑤其后，议会每年开会，在野党都猛烈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为了获得予算案的通过，则采取怀柔政党、解散议会、暴力干涉选举、天皇诏敕等种种不光彩的手段。 在1894年5月的第六届议会上，伊藤博文不堪议会的攻击，再度解散众议院，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政党不仅对预算案提出修正案。还对官吏的薪俸（第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第五届）大加抨击，双方较量难以调解，以致到了使人疑虑“宪政之前途”的地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国内斗争趋缓，政党与政府转为“和衷共济”，抗争暂告停息。 甲午战后，政党力量大增，活动也日益活跃。藩阀为了顺利组阁并推行其政策方针，不得不修正自己以往的“超然主义”立场，而向政党局部让步。第二次伊藤内阁在第九届议会上与自由党妥协，通过了以扩张军备为目的的预算案。议会闭幕后，作为自由党支持政府的“附带的希望条件”，其党首板垣退助入阁担任了内相。伊藤之后的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也与大隈重信率领的进步党提携，组成联合内阁，被称为“松隈内阁”。明治31年伊藤博文第三次组阁时，大隈、板垣同时入阁，不过，此时双方虽互通声息，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政党只是“妥协性的协作者”⑥带有明显的屈从藩阀官僚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