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东南和西南地区曾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且它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周围地区的文化发展也产生过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拔齿、墓葬形式、水稻农业仪式、纹身、服饰、丧葬仪式以及婚姻观和婚姻制度等方面，对日本史前时代的社会习俗和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部分文化要素做了粗略的比较研究，并且推断在日本史前时代的社会习俗中，大量地蕴涵着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 从距今8000多年前的绳文文化时期至公元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出现之前，是日本历史上的无文字社会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社会曾发生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外部民族大量流入日本列岛。对此，研究者们长期以来从考古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以及地质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假说或推论。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史前时代的社会习俗的研究，来探讨日本史前社会习俗中所蕴涵的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要素。 1 日本的绳文文化时代是指距今8000多年至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时期。从迄今为止发掘出土的考古遗物证实，当时的日本人正过着穴居的生活，曾有着拔齿、屈肢葬、瓮葬等风俗习惯。拔齿又称为拔牙，作为古老风俗的拔齿，是指当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到一定年龄时，基于某种传统文化的动机，将一部分健康生长的牙齿人为拔除的行为。就拔齿的社会意义而言，除了被拔齿者在施术时必须度过痛苦的一关，是一种勇气的考验之外，另由于拔除的牙齿均是健康的恒齿，即一旦被拔除后便不能再度萌发，因而一般被作为终身固定的永久性标志。从绳文文化中期到弥生文化初期，在日本列岛上的原始居民中一度广泛流行过拔齿风俗。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大量古人骨标本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宫城县桃生郡鸣濑町宫户岛里浜贝冢出土的13具古人骨中，拔齿者为11例(85%)；在爱知县宝饭郡小坂井村稻荷山贝冢出土的49具古人骨中，拔齿者为41例(83.6%)；在爱知县渥美郡田原町吉胡贝冢出土的133具古人骨中，拔齿者为63例(88%)等等。从这些拔齿人骨的分布范围来看，它覆盖了北起秋田和岩手南至熊本和鹿儿岛，即除北海道和冲绳岛之外的整个日本。我国古代南方也是流行拔齿风俗的重要地域之一。从考古发掘的古人骨上经鉴别确实存在拔齿风俗的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江苏邳县大墩子、常州圩墩、上海崧泽、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肇庆蚬壳洲贝丘、湖北房县七里河、台湾园山和卑南等。拔齿风俗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外南经》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山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大荒北经》曰：“有人曰凿齿，羿射杀之。”羿和凿齿都是传说中的氏族名称，后者显然是奉行拔齿风俗的民族。僚民是生活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古民族之一，据考古学者考证，它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民族凿齿。西晋《博物志·异物篇》中记载了有关僚民拔齿的情况：“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既长，拔去上牙各一，以为身饰。”此外，古代僚人拔掉牙齿的风俗在《旧唐书》、《新唐书》和《太平寰宇记》中都曾提到过。 屈肢葬是相对伸肢葬而言的一种遗体埋葬方法，有些考古学者也称它为“蹲葬”（长谷部言人等）。从目前发掘出土的绳文时代的人体遗骨来看，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屈肢葬类型。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多例遗存有屈肢葬遗骨的墓葬，如岭南甑皮岩洞穴文化遗址和南宁文化遗址等。 瓮葬是将人的遗体装入瓮罐中后再埋入土中的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在绳文中期的一些遗址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在遗址中发现的用来盛装遗体的瓮罐，其大小一般为高40～50cm，直径30～100cm，而且只有底部留有一个直径大约3cm左右的小孔。也就是说，在人死后将遗体直接装入这种瓮罐之中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因此，考古学者和民俗学者常把它同我国东南沿海浙江和福建地区流行的二次葬风俗联系起来。二次葬的具体做法是，人死以后，首先把遗体装入棺木之中，当遗体上的肉腐烂或风化后，再用河水将白骨清洗干净，最后装入瓮罐入土。与瓮葬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葬俗，那就是盖头瓮葬。盖头瓮葬是一种将瓮罐盖在遗体头部的埋葬方法。这种埋葬方法在日本绳文文化遗址（如河内国府、备中津云等）和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太湖马家浜、台湾营埔、卑南等）中也都有实例出土。 2 公元前1世纪前后，即绳文文化的晚期，在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从物质生活方面讲，基本上抛弃了数千年来一直缓慢发展的渔猎经济，而一举进入发达的农业社会，稻米成为当时日本人的主要食物。从这一时期起至公元3世纪前后，是日本史前时代的第二个阶段，即弥生文化时期。由于弥生文化是以稻米的传入为主要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那些与水稻种植相关的农业习俗。 民俗学家松本信广曾说过，水稻农业习俗大凡与鹿、鸡、猪、牛等动物有关，即人们常用这些动物的血或肉来祭奉神灵，以此期待获得好的收成。早川孝太郎也指出：“水稻农业的产生时间和原因，现今还无法考证。但从它的习性可以看出，水稻多生长于低洼或潮湿的地带，而这些地方也经常被一些动物当成隐蔽和栖息的场所。所以原始人常把水稻的生长同某些动物联系起来，认为收获是由它们所带来的恩惠，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信仰和风俗。”在日本，现今虽然已经无法找到类似的以动物的血或肉进行祭祀的古老农业风俗，但是在一些古籍中却不乏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播磨风土记》讚容郡条中写道：“当讚容地二神竞相霸地角逐之时，其妹玉津姬，取生鹿，割其腹，置稻种于血中，苗生于一夜之间。”《古语拾遗》中亦曰：“昔神代时，营田之日，大地主神食牛肉于耕农。时逢御岁神之子至田边，告状于其父。御岁神大怒，放蝗虫于田，苗叶即枯似竹。大地主神求占于片巫、肘巫。告之，献白猪、白马、白鸡以解神之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