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对象，对于英法等国执行“姑息、纵容侵略者，对它退让、支持，不惜牺牲他国的领土、主权甚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求妥协的政策”，①战后西方从史学界到政界一般并不讳言，我国史学工作者也花了大量笔墨来剖析这种政策，大都坚持认为只有英、法等西方国家推行了绥靖政策，而绥靖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励法西斯向东扩张。但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疏漏，即他们都没有明确地、全面地指出和分析苏联与绥靖政策的关系，虽然近几年也开始有学者对斯大林的外交实践提出过批评。笔者认为，大量的史实表明，苏联和英、法、美一样，对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同样也是个绥靖大国。下面我们纵观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对待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态度和活动，并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加以对比，便不难看出苏联并非一身清白，其外交行为的实质，即在安抚和支持法西斯的做法上，较之于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 1938年9月以后，由于英法德意四国签订了《幕尼黑协定》，世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沦亡，德国又把目光转向了波兰，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英法一方面仍抱有使德国回心转意的幻想，同时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德国的真相，因而不得不认真考虑采取措施以抑制法西斯的进一步侵略，维护自身的安全。英国统治集团中以丘吉尔、艾登为首的“反绥靖派”强烈要求政府与苏联携手，一起挫败希特勒的狂妄野心。丘吉尔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反对侵略的伟大联合，就将陷于致命的危险。……我们拒绝同苏俄的自然合作，则将是最大的愚蠢。”②艾登认为，“任何时候要想把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俄国的地位总是同等重要的。”③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当德国政府把自己的征服推广到其他民族的时候，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不认为是直接地、或最终地会威胁到自己。”④因此对英国希望与苏联合作的表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愿与英国联手“建立基于国际关系准则和秩序的和平，即规定采取措施根除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和平。”⑤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之后，从1939年4月中旬起开始接触，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马拉松谈判。结果会谈没有成功，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长斯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只听信苏联官方和史学界的一面之词，认为苏联自始至终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与英法圆满地缔结一个互助条约，从而把谈判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英法的身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必须指出，谈判双方都缺乏信任，从头到尾都对对方疑虑重重。苏联一直十分小心地防止被英法拉入战争的轨道，因为按照当时他们所信奉的理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联共（布）十八大（1939年3月召开）提出，苏联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⑥十八大确立的这条新的外交路线贯彻于苏联1939年外交活动的始终。另一方面，英法则担心苏联趁机在东欧扩大影响和势力，这也是它们固有的疑惧心理。在偏见和仇视还未消除的情况下，双方很快达成一项互助的协议也是不现实的。其次，从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同英法一样，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并没有十分明确要不遗余力地达成一项共同抑制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条约的长远目的，并且在事实上，由于英法未能满足苏联的全部要求，而德国则主动迎合苏联的意图，不惜给苏联很大的好处，苏联同英法的距离不断拉大，而同德国的关系日趋亲密。如果说，谈判所以失败，在前半期主要归咎于英法，那么在后半期则主要是苏联的缘故了。我们知道，在三十年代以英法、苏联和德国各为一方的欧洲大三角关系中，除了德国目标很明确外，英法和苏联的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苏联和英法一样，在互相谈判企图建立防止德国再次举起战刀的同盟的同时，都在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⑦既然都留下了后路，谁也不愿很快走到终点。不错，苏联最后毅然决然地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法的拖拖拉拉、犹犹豫豫所推动，但事情很清楚：在英法、苏联和德国构成的特定关系中，苏联是英法和德国双方争取的对象，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里，我们仅从无论同谁谈判，谈判的地点一直都设在莫斯科这一简单的外交礼仪上就可看出来。如果苏联充分利用这一主动权，不受德国人高价的诱惑，极尽全力协调同英法的关系，对德国还是很有威慑力的，因为德国最害怕的就是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想方设法避免两线作战。⑧再说，英法也不是没有作出让步，但苏联却不顾谈判的一般程序，在政治协议还未签订，也就是说双方还未互相信任的时候，就提出要缔结一个军事互助协定，这确实给英法出了难题。英法本来就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很不放心，抱着不得己而同苏联谈判的情绪，也不很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现在进而担忧苏联是想实现其领土野心。不过，在关键的问题，即让苏军通过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领土问题上，英法最终还是作出了妥协，向波兰等国施加压力以满足苏联的要求，谋求把谈判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谈判不中断，德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波兰等国作为历史上就与俄国并不友好的主权国家，顽固地拒绝苏联的要求和英法的压力，苏联以此为理由，指责英法不尽力，从而无情地关闭了与英法谈判的大门，而从后门悄悄地把德国人迎进了客厅。 实际上苏德接近早就开始了，因为苏联并非坚定不移地要与英法结成同盟。可以说，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演说已经定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令德国人吃惊的是，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象以往那样猛烈抨击德国，而且其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严厉程度远甚于德国对西方国家的批评。⑨莫洛托夫后来强调说：“是斯大林亲自－－通过他3月的讲话，这个讲话也得到德国的充分理解－－把政治关系扭转过来。”⑩德国接到苏联的暗示之后，两国之间自此便开始了非同寻常的接触，如苏联大使梅利卡洛夫拜访德国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通过会谈使苏德关系在政治上前进了一步。更重要的信号是一向倡导集体安全政策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突然“辞职”，由主张苏德亲近的莫洛托夫取而代之。这件事表明苏联的外交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希特勒认为，在苏德关系改善过程中，“李维诺夫之被撤换是决定性的一招。”(11)丘吉尔则评论说：“……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2)而李维诺夫的去职发生在1939年5月3日，在那个时候，苏联与英法长达四个多月的会谈刚刚进行了半个多月，可见苏方对与英法的会谈也并不象官方标榜的那样抱有多大诚意与希望。紧接着，苏德会晤不断升级，如5月17日开始的苏联驻柏林代办阿斯塔科夫与德国外交部专家施努雷的多次会谈，以及在莫斯科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与苏联新任外长莫洛托夫于5月20日起对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多次商讨。1939年8月2日，德国外长里宾 特洛甫会见了阿斯塔科夫，8月4日又会见了莫洛托夫，双方会谈进展顺利，主要内容是势力范围问题。8月7日，舒伦堡高兴地看到：莫洛托夫对法国和英国的严厉态度和他对德国代表的亲切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月12日，也正是苏联与英法开始进行军事谈判的同一天，阿斯塔科夫建议德国派一高级官员到莫斯科去。8月19日，舒伦堡又会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建议里宾特洛甫在8月26日和27日来莫斯科访问。8月20日，希特勒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斯大林，毫不隐瞒德国准备侵略波兰之事，强调指出“德国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危机每日都可能爆发，因此要求德国外长提前于8月22日或23日访苏。(13)8月21日，斯大林即回电希特勒，同意定在8月23日。(14)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率德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立即同莫洛托夫开始谈判，当天夜里就签订了条约，条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8月24日公布的互不侵犯条约，另一个是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签字之后，双方弹冠相庆，斯大林特意为希特勒祝酒，他说：“我知道德意志民族多么爱他们的元首，因此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15)从此，苏联和法西斯德国跳起了交谊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