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觉醒的标志之一。它结束了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把封建专制的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这是土耳其历史的重大进步,也是19世纪土耳其改革发展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本文试对19世纪土耳其改革作一简略论述。 一、改革势在必行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是引起土耳其改革的根本原因。 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东方土耳其却仍是一个庞杂的军事封建帝国,其虚弱性已充分暴露,陷入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上地方割据势力强大,君权衰微,以至于素丹勉为其难地批准“协议证明书”,承认帝国内的封建权利和自治权①。中央政府由于官员受贿、卖官鬻爵而工作效率下降,听任租税包收人和权贵横征暴敛。因此,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为了把对外战争打下去土耳其欲向英国借款②。 土耳其社会经济也很落后。城市的封建行会,阻碍着手工业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因素有初步发展,但是封建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广大农民被束缚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从事繁重的劳动。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紧密相联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古老的军事采邑土地所有制,导致封建制度危机深化。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已把《特权条约》变为不平等性质的条约,西方廉价商品象潮水一样涌向东方,首当其冲的土耳其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危机也反映在对外关系和民族问题上。英、法等国加强对巴尔干和中东的扩张,列强争夺土耳其已形成“东方问题”③。同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商品经济较早的塞尔维亚、希腊独立起义,埃及、叙利亚实际上已独立。列强的扩张、干预和属地民族民主运动相互影响,成为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 土耳其对外战争(1768-1812)的屡屡失败,把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军事的落后更是暴露无遗。往日的精锐部队耶尼切里兵团在战场大多是望风披靡,有些团队在前线作战的不过五、六个人④。土耳其无御敌之兵。结果,俄国不仅吞并了克里木、比萨拉比亚和格鲁吉亚,而且把矛头直指久已蓄谋的君士但丁堡——不仅边远各省,甚至帝国的存在都受到直接严重威胁。 帝国面临如此内忧外患,而财务匮乏,兵力衰败,素丹政权岌岌可危——迫使土耳其的统治者不能不认真考虑国家的前途。1822年,阿基夫·埃芬迪(后任外交、内政大臣)在一份奏折里陈述了酝酿已久的看法,认为帝国的前途有三种选择:保卫帝国:甘受殖民者的统治;退守安纳托利亚。并且疾呼:“让我们宣布圣战,保卫帝国,寸土不让。”⑤以素丹为首的改革派“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出自对西方文明所蕴含的价值及优点的崇信,构成帝国最初实行近代化改革的主要动机。”⑥ 二、早期马赫穆德二世改革(1808-1839) 19世纪土耳其的改革,始于大维齐巴拉克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他一执政,立即恢复塞里姆三世(1789-1807)以军事为主的“新秩序”改革,即告失败。这使素丹认识到要实行改革,君主必须坚定地强化中央集权。他采取非常措施,剥夺了地方势力的某些权力,恢复了素丹的权威,继续改革。 改革从组建新军开始。1826年5月,颁布建立新军的御治,它规定从耶尼切里驻京部队每营选调150人编入新军。御治得到总法典官和乌里玛的赞同,却遭到耶尼切里尤其它的下级军官变本加厉地反对。6月耶尼切里在京发动叛乱,早有防范的素丹果断地予以镇压。耶尼切里被彻底消灭,史称“吉祥事件”。“19世纪土耳其帝国所实行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中,首要的是1826年消灭耶尼切里兵团。这是因为很多世代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政治阴谋团体,控制且实际上阴碍了帝国的发展进程。”⑦疑聚着帝国传统精神的耶尼切里被彻底消灭,不仅结束了旧式土耳其军队的历史,⑧为建立新军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绵延五个多世纪的旧时代的结束,已经酝酿一个世纪的近代化改革得以开展;“吉祥事件”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事意义。 1826年底制定了新军组织条例,规定新军为12000人,全部驻京城。次年5月胡斯雷夫帕夏任新军“塞拉斯克”(司令)后,仿照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军建制实行近代化,新军以营为基层单位,每团配备加农炮12门,扩编为31个营官兵27000人⑨。同时,各省恢复国民军,1836年共约10万人。还有,海军采取设立专职参谋机构等举措,官兵精减约半数⑩。 为培养极需的文武官员,1827年向欧洲派遣首批留学生150人;(11)复办陆、海军工程学校;兴办帝国医学院;建立军事科学院(1834)——帝国最高军事学府;还开办最初的两所世俗初级中学。这些世俗学校的开办冲击了伊斯兰教对教育的长期垄断,使教育与宗教分离,开土耳其世俗化之先河。 中央政府先建立陆军部、总法典官衙门和埃夫卡弗(宗教)事务部,巩固了“吉祥事件”的胜利。后仿照欧洲设立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大维齐”。又成立农业、贸易、工业和公共事业等委员会。(12)建立最高司法委员会,由雷希德帕夏主持起草改革法令。新机构的设立扩大了政府的职能与活动范围。1831-34年,首次全国人口普查、丈量土地、废除蒂马尔(军事采邑制)、发行首家官方土文报纸、实行邮政制度、开通国内驿路干线——素丹加强了对各省的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