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三千年代初，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最先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奴隶制城邦，完成了从部落文化到城市文化的过渡。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以其强大的幅射力向四面八方传播，并跨越了邻近的野蛮地区，带动着整个西亚迈进了文明的门坎。但对这一古老文化的生成机制、传播演进以及特质等问题，国内学者所涉甚少，尤其是进行深层次的系统研究，更属少见。本文仅以自己学习思考之点滴心得与同行切磋，求教于方家。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水流湍急的底格里斯河与流势虽缓水量极大的幼发拉底河自北向东、向南流淌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使灌溉农业成为这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主体。这里有人们定居生活的一切必要条件：肥沃的土地、一年到头的供水、所需的食物和筑屋的粘土、芦苇及牲畜的饲料，总之，有人们在任何季节所必需的东西，而且是年复一年地确保有这样的条件。加之房屋的坚固，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稳定而自足的生活。生活资料的可靠保证、环境的相对安定，铸造了人们求和求稳的心理。然而两河洪水泛滥的不可预知性和水患的严重性，又给这种求和求稳的心理加进了许多忧心忡忡的成分。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政治观念也与灌溉农业有关。大规模灌溉工程的修建，需要人力物力的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权力集中的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以后，随着统一王国和帝国的建立，国家的管理机构亦发展到专制集权的程度：国王总揽全国最高统治权，任命重要官吏，委派地方首脑，统帅军队，制定成文法典，控制法庭。伴随这种集权政体的统治思想则是“君权神授”及法权的神圣。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自称为“众神之父”①，阿卡德王萨尔贡称自己为“天神之子”②，伊什塔尔女神则是“王权的保护者”③，等等。伴随王权的神化，法律亦被视为神祗的命令。“众王之神”的汉谟拉比王用尖刻的语言诅咒：以后任何敢于纂改法典的人，不管他是皇帝、是君长、是统治者，或是任何有名位的人，“规定我的王祚的众神之父大阿努必将夺去他贵为君主的光荣，粉碎他的王笏，诅咒他的命运”④，使他终归灭亡。 正当人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扎根、繁衍的时候，在叙利亚草原、伊朗高原，在阿拉伯沙漠附近那些季节变化比较剧烈的牧场，正在发展的则是人口稀疏、更为活跃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民族——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相反，过着游牧方式的生活。他们将帐蓬看作“家”，“回家”就是“回到自己的帐蓬”，“出发”就是“拔出帐蓬的木橛”。“牧场”一词与“住所”一词相同⑤。游牧生活自由但不安全，他们经常受饥挨饿，并且常常因为争夺牧场而与敌对的家族发生械斗。这种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社会，培养了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的民族特征：他们性格勇猛剽悍、惯于迁徒、善骑战。由于他们仍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对于平原上先进文化的传入不反感，愿吸纳。他们随着从定居者那里传来先进的工具和工艺而改进了自己的武器，随着武器的改进却又更加好战；他们随着交通条件的改进而移动得更为迅速，以至最终居住在各个文明中心的四周。当水草丰盛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当然，城市文明的富庶对他们不无吸引力，但一遇草枯水乏之际，饥饿的游牧者便躁动起来，对平原农耕者伺机进行掠夺。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战争、冲突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文化的互补、融合，战争也往往是文化互补、融合的一种激烈形态。在农耕定居者眼里，游牧者是强悍、好斗的野蛮人，而游牧者则视定居者为软弱、怯懦、被掠夺的对象。这样，在文明中心的边缘，以顽强的游牧部落和山居部落为一方，以住在城镇和乡村、人口众多而不那么好战的平原上的民族为另一方，彼此之间经常发生袭击和争夺。西亚历史上的古提人、埃兰人、赫梯人、米底人都曾侵犯过美索不达米亚，相互间的摩擦持续了许多世纪。在那些自由和独立的游牧者中，也确曾出现一些出类拔萃的首领和部落，其力量强大到足以迫使他的亲族部落达成某种统一时，于是统一起来的游牧民则向相对和平的平原定居者潮水般地涌去，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古提人的入侵、阿摩利人的进犯、亚述的兴起、迦勒底人的统治、波斯帝国的建立、希伯来人的建国，就是如此。结果，农耕者的城市被毁，“田地不再生产谷粒”⑥，“运河和灌溉渠归于荒废”⑦，畜牧业再度中兴，祭司们的职权加强。平原的居民被迫向游牧者纳贡、服役。不久，这些征服者在高势能的农耕文化的氛围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迅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进步，昔日的游牧民首领成为了国王、贵族。然而，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保留着旧日游牧习惯的遗风：原居住在东方山区的游牧民族波斯人一直保持着教他们儿子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这三件事的传统⑧；希伯来人在建国之后，仍以牲畜的数量和种类为富有的标志，在《圣经》中，列举亚伯拉罕的财富时就说他有“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耕者则从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的游牧者那里学习骑射，吸收有益的异域文化成果。公元前23世纪的拉伽升在古提人的统治后再度中兴，统治者古地亚一改过去以芦苇为建筑材料的传统，吸收了东部游牧者埃兰人和西部游牧民黎巴嫩、阿曼、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采用木、金、石的混合材料进行建筑。历经埃兰人和赫梯人劫掠后的平原统治者还从游牧民那里学会了用马和新纪时法，组建了骑兵、战车兵等专门兵种；云集了各方商人的新巴比伦首都竟然普遍流行着阿拉美亚语。凡此种种，都说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互补和交融在西亚两河的土地上剧烈地进行着。经过若干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通过迁徙、聚合、互市、通婚，交流了宗教思想和习俗，彼此之间弥补上了某些差异，建立了某种宽容的关系，逐渐融合成新的统一的文化。来自东方的“山中龙”古提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国后，缓慢地吸收了他们新环境中的文化，占领巴比伦之后的古提国王埃利杜比萨就采用了阿卡德国王那拉姆·辛的尊号，称自己为“四方之王”，镌刻铭文时用阿卡德语。喀西特人在巴比伦统治了五百多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苏美尔——巴比伦的文化、宗教、文字，包括被征服者的语言。国王阿古姆二世自称“四方之王”，他将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祗马尔都克作为自己国家的信仰，并称自己是“马尔都克的宠儿”⑩，他也采用了苏美尔语。其继嗣者索性称自己为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巴比伦王，在自己的头衔中最终删去了“卡淑”——喀西特国王这一称呼，这标志着喀西特文化与苏美尔—巴比伦文化重新整合的完成。总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互补与融合的结果，产生出一种以苏美尔—巴比伦文化为本体的，同时又吸收了游牧文化某些因素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