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柯其人及其史学著作 本世纪60年代，巴黎的思想界悄然崛起一个世界级怪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7-1984)。他的著述一经发表，就立即被译成几种甚至十几种文字。他带有强烈反主流文化色彩的思想，几乎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激进知识界奉为圭臬。在萨特后的法国，他是公认的“哲学王”。他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距今已十年有余，但他的影响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上升势头。此外，由于极敏于社会批判，仇视权力的滥用，勇于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的惯例体制发起挑战，他还广泛地被认作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享受着萨特曾经享受过的殊荣①。 福柯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毕生工作就是通过历史研究探讨哲学问题，他的全部主要著作不仅都可以被视为史学著作，而且部部都是振聋发聩的史学大手笔，都能在史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并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因此，说福柯是当代西方史坛的一名巨匠，也算不得夸张。福柯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如下四部： （一）《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巴黎1961年版）：这是福柯的成名作。它以六百多页的巨制，阐述了1650年到1789年间（即古典的“理性时代”）社会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态度和做法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后世的影响。福柯在书中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中世纪起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癫狂在社会上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和世俗的事实而存在的，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文豪笔下它甚至具有表现和启示真实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的时候开始道出真言）；但到了1世纪，自从出现了禁闭狂人的做法以后，癫狂便经历了一个沉寂的、被排斥的时期，并渐渐失去了其认识价值，而成了一种可笑的、虚妄的病态。最后，在20世纪，人们又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癫狂化约为世界的真实相联的一种自然现象，由此既产生了意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癫狂化约为和世界的真实相联的一种自然现象，由此既产生了意在治疗狂人的精神病学，又产生了体现在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力图解放癫狂的启示力量的尝试②。显然，这是一部为癫狂“正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一曲愚行的颂歌：它企图通过指示我们今天关于癫狂是一种“精神不正常”是一种“病”的习见，只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来证明真正“不正常”的恰恰是现代社会；同时，它还企图通过指出癫狂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慈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给狂人带来幸福快乐，恰恰相反只能因抑制了他们的“启示力量”而徒增他们的烦恼痛苦。福柯还特意指出了这一弊端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关联。他认为，伊拉斯谟等人虽然对癫狂心怀同情，但他们的言论（尤其是伊拉斯谟的《愚行颂》）也已开始流露出对狂人以救世主自居的态度，由此在事实上开启了一个延绵数世纪的图谋限制癫狂体验的传统。总之，在福柯看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不是把人变伟大了，而是把人变得更加渺小”③；现代社会对癫狂的所谓“科学的”处置，是武断的、专横的、没有道理的。 （二）《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巴黎1966年版）：该书是《癫狂与非理性》的姊妹篇，写的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五百年学术思维方式的演变。它再次向读者揭示了西方历史的一个以往不曾被人们认识的方面，或者说一个以往不曾被人们注意到的重大事实。它告诉人们，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的思维保持着某种“灵活性”——“没有预定的路径，没有预设的距离，没有规定的束缚”，甚至仇恨、凶残的欲望、癫狂乃至热病的谵妄，都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整个世界就像一册“打开的巨书”，供世人用“结合着博学和幻术”的方法来加以解读；随着理性时代的到来，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灵活性”便渐渐受到了限制，经验领域受到了审视、测度、界定和圈围，人们被拖离未开化的混沌状态，分别为各种新学科（从医学、植物学直到一般语法的研究）所占据，亦即为各种人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然而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很久：到了1800年左右，知识刚完成这种“自我封闭”，世界就又开始变得复杂混沌起来，科学掌握的各种经验主义的必然性和先验自由揭示的各种神秘力量到处都在发生交织，知识也随之“在各个层面上发生了混合”④。 显而易见，福柯这本书又是在探讨西方历史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问题，而且像在《癫狂与非理性》中一样，他再次对人们思维活动中非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表现出积极的关注。在他看来，人类并不像萨特所想象的那样绝对自由（或绝对负有责任），而总是受到限制的，被捆住双手的，陷在一张它无法控制的语言和习惯的蛛网里动弹不得。福柯还特地造了个新词——“episteme”——来说明这一状态。按福柯的定义，一个“episteme”，是“某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认识论空间”，一种思维和推理的普遍形式，它规定着在那个时代，“什么思想能够出现，什么学科能够建立，什么经验能够在哲学里得到思考，什么合理的意见能够形成，只是旋而又可能解体、消失”⑤。这显然是说，任何貌似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人类科学，实际上都不过是在某个特定的“episteme”中形成的，因而都具有非理性的实质。 （三）《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巴黎1975年版）：尽管涉及的年代范围不同，该书实际上也是《癫狂与非理性》的配套产品，写的是西方对罪犯的处置方式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发生的变化。在书的一开头，福柯便列举了两个典型例证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趋势：一个是1753年行刺法王路易十五的达米安被凌迟处死的惨景，一个是1838年法国监狱改革家列昂·富歇发表的一本书所描绘的模范监狱中囚犯的生活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惩罚罪犯的方法，反映了统治者在贯彻社会法规方面思考的深化：前者表现了国王的统治意志，它要用折磨肉体的残酷暴力来对统治者实行威慑；后者则体现了现代法制，力欲用比较温和的、有条不紊的训戒手段来从精神上控制被统治者，令他们俯首贴耳地接受统治。福柯认为，这一情况反映了统治技巧方面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为说明这一变化，他借用了源自“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的一个概念，叫做“敞视式社会监狱制度”(panoptism)，也正是关于这一概念的分析，构成了《监视与惩罚》一书的中心内容。边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伦理境界，并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包括监狱、医院、工厂、学校等各种环境贯彻“监察”的原则，以便人们将个人利益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尽可能不感到痛苦加强自觉意识——“持续不断地处于监察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干坏事的力量乃至干坏事的想法”。他告诉人们，这种制度牺牲了“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使之成为“士兵”和“机器”，可能会显得丧心病狂，但它是一种“控制心灵的心灵力量的获取方式”，是保证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⑥。福柯激动地发现，边沁这一思想绝妙地反映了“现代权力”的特征。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是热心于“训戒”的权力，它和前现代狂暴的统治权力不同，是温柔的、人道的，同时也是阴险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在通过把每个人变成自己的囚犯，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高效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