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腊历史上，党争问题是一个相当普遍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国内至今仍鲜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由于雅典城邦内部的党争历时久远，曾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故本文拟就雅典城邦的党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雅典党争的内涵 党争，顾名思义，就是党派之争。但古希腊历史上的党争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党派斗争，无论在党派的概念上，还是在党争的形式、内容和性质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同我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党争比较，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中国古代史上的党争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党争主要是围绕政治权利的大小得失而展开的，且基本上是上层豪强与下层豪强之间，或曰士族官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也有纯属朝官或宦官内部因门户之见等所致的派系之争，前者如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唐朝后期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即南衙北司之争）和明朝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后者如唐朝后期的朋党之争（即牛李党争）和明朝后期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之争。除此之外，偶尔亦有因围绕国家的盛衰存亡和民族命运等原因而产生的党争，如宋代之变法派与保守派、抗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即属此类。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党争则突破了统治阶级与非统治阶级的界限，且既有围绕政治权利的争夺展开的，又有围绕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改善展开的，更有许多是围绕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产生的——并且此类党争在古希腊党争中的地位远较古代中国为甚。 古希腊的党派是围绕某些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自然形成的一些松散的公民集团。它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和严格的章程，没有必须履行的入党仪式，党派内部并未设置诸如主席、总裁、总理、总书记一类职务的名目不同、层次各异的上下级组织机构。它们的领袖是追随者因其才能（特别是组织能力）出众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遂甘愿服从而形成的，并非通过正式选举产生（在这一点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党派领袖主要因门户和师承关系而形成，也不同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党派领袖皆由推选或竞选而产生）。它们的名称（所谓的某某党，某某派）尽管往往出自后世学者们的笔下，在当时可能不曾有过，但对此国内史书称谓约定俗成，沿用已久，故本文仍以“贵族派”、“平民派”、“寡头党”、“民主党”、“主战派”、“主和派”等名称来称呼那些不同的社会集团。 就雅典的党争而言，其各党派的构成依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各具特色而时有变化，斗争的形式与内容也因时而异。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党派斗争，都不仅是雅典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在马其顿入主希腊，致使雅典实际上已丧失其独立（公元前337年）之前，一直是雅典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①这里，马克思讲的虽然是古代罗马，我们认为对古代雅典也同样适合。雅典的党争贯穿其历史始终，它不仅包括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即贵族和其他富有的奴隶主与下层平民）之间的斗争，也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少数享有特权的上层分子之间的斗争，此外还有其它形式的党派斗争。如果说古代罗马曾经爆发过许多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奴隶与贫民相结合的起义（如第一、二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和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尚且不能构成古罗马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那么，尽管奴隶反抗也很普遍，形式亦多种多样（如消极怠工、个别或集体逃亡、击杀个别奴隶主，等等），但正式的奴隶起义几乎不曾发生过的雅典，其阶级斗争中占最重要地位的不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斗争，而是城邦内部的党派斗争（至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如此！）这一结论，就不难理解了。 二、雅典党争的概况 雅典的党争由来甚久，它可以追溯到雅典国家形成初期。有史实为证的党争历史前后延续不少于300年时间。 公元前8-7世纪，雅典城邦的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均操纵在氏族贵族奴隶主手中，阿提卡最好的耕地也几乎全为贵族所占有，广大的平民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和因被迫遭受贵族压迫、剥削而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境地。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叶，作为平民主体的农民，随着后代的繁衍和土地的一再重新分配，原先仅有的少量贫瘠耕地不断缩小，生活愈来愈苦，根本无力获得新的土地以维持正常的生计，当商品货币和债务奴役制（即债务奴隶制）流行之后，他们便纷纷破产，或者沦为贵族的被保护民和所谓的“六一汉”或者沦为雇工甚至奴隶。②正如恩格斯所言：“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③至于城市贫民，其境遇同农民相差无几；而少数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新兴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他们构成平民的上层），虽则有钱，然却无势，亦遭贵族歧视，对贵族专政下所出现的下层平民负债、破产和被奴役以致影响到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状况以及政府未能制定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也甚为不满。因此，在雅典城邦的早期历史上，氏族贵族奴隶主（贵族地主）同广大平民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日趋尖锐。围绕着要求政治权利平等、重分土地和取消债务等问题，雅典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奴隶主为领导核心、以下层平民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共同反对贵族统治的政治集团，一场以平民为一方，以贵族为另一方的党派斗争随之展开——我们不妨称之为平民派与贵族派的党争。随着这种党争的不断深化，雅典开始出现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公元前630年，基伦暴动以期建立僭主政治。公元前621年，贵族派被迫作出让步，允许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制定成文法典。德拉古立法虽然限制了贵族在司法上的专横，不过法典“讲罪从重，处刑严峻”，④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故仅对贵族和富人有利，而平民则因他们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以致群情激愤，酝酿暴动，几乎引发一场内战。在此状况下，贵族被迫再次作出让步，由此导致了著名的梭伦改革。由于梭伦以首席执政官的身份“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⑤改革以财产资格而非门第血统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以恢复公民大会的部分权力并新设4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来改造政治体制，奠定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基础，以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确定鼓励工商业和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导向等举措来保障雅典的稳定与发展，故改革使贵族及其所代表的氏族制度受到沉重打击，工商业奴隶主获益最多，下层平民的处境仅有一定的改善。因此，梭伦改革遭到贵族的激烈反对和工商业奴隶主的热烈拥护，下层平民则因改革的不彻底性使他们未能获得土地并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而表示强烈不满。围绕对梭伦改革的不同态度，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平原党、海岸党和山地党，它们彼此之间互争消长，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斗争，其结果是导致雅典政局的长期混乱和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的最终确立（公元前541年）。关于这场党争的复杂性与尖锐性，只要回顾一下庇西特拉图曾两次被逐出雅典的历史事实即可看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