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也存在过城邦制。然而，中国的城邦制与西欧城邦制在本质相同的前提下又存在着明显的个性上的差异：首先是城邦基础经济的差异。这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进程的不同，中国城邦表现出小农经济单一性的特点，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不充分。西欧城邦则表现为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并举，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为龙头的特点；其次是民主政治的差异。由于受经济差异影响，政治上中国城邦在选举、分权、轮治和分民参政几个方面的民主程度皆不如西欧城邦完善和发达；最后是城邦政治领袖与改革的差异。中国出现过一场商人执政的历史，他们的改革将城邦制的中国引上了封建帝国，将有限的民主引上了专制。西欧城邦的改革者虽都出身贵族，但他们在改革中却倒向了平民，将奴隶主民主政治推上其时代的顶点。 “城邦”一词最早出自希腊文“πσλιs”，译成拉丁文是“Polis”。其含义较多，并有个发展过程：一是指城堡或卫城，雅典人常把它与乡郊(Demos)相对；二是指地域意义的“邑”(Countty)，三是指公社(Community)，即公民共同体。后来“Polis”一词的含义就已经将卫城、市区、乡郊联成一体，并综合土地、人民及政治生活而赋有了政治意义的“邦”或“国”的意思。近代英文就将其译为“City-satae”（城市国家），我们再转译为“城邦”。这都是不很确切的。 关于城邦的性质和是否具有普遍性，历来是史学界争鸣的一个热点。我们的观点是城邦就是早期的国家。作为一切原生的、自发形成的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必由之路，它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脱离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一样也经历了城邦制的历史。对此人们还存在不同看法，说有者有，说无者无。我们认为其分歧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城邦”含义理解的不同一。这个问题我们已另有专文谈过，不赘述。我们虽然也持中国有过城邦制说，但这首先是基于对“城邦”一词作正确理解，摆脱现代人自我束缚的思维方式，按“Polis”的原义来谈“城邦”的。即将其看作是人类最初国家形式的一种，中国和西欧都有过的经历。另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共性前提下的个性，要分析由于历史背景不一样东西方城邦呈现出的主要特性上的差异。正因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邦制与西欧城邦制既有本质上的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较明显的个性上的差异。而了解这些差异，对我们研究比较整个中国和西欧的历史是有意义的。现将中国城邦的差异拣其主要分叙如下： 一、城邦基础经济的差异 城邦经济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其奴隶制统治关系是依靠广大乡村农产品支持而生存的。这是城邦的一般性。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西城邦在这一般性上又体现出各自的差异性来。 首先是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中国进入城邦是在木石并用时期。尽管青铜器有了发展，但没有引起社会分工。①。而希腊罗马则不同，它们是在吸取了迈锡尼文化和东方文明的结晶，在已使用铁器的生产力条件下，结合自己的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创建城邦的。所以恩格斯也认为，希腊罗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的，它们有“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或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② 其次，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方面的差异，使中西城邦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城邦表现为小农经济单一性的特点，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不充分。夏朝初期的城堡大都边长不足百米，最长的也不过四百余米。这些城堡内是难以产生商品经济和工商阶层的。它只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政治中心。到了商、周，尽管这些政治中心发展成为都邑的城市，其社会分工仍未完成。没有产生依赖市场生存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的也只是所谓“工商食官”。他们虽然也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人数始终是极少数。谈不上社会意义上的分工。仅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地将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的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他们生产的产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又没有处理产品的权力。这种不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它不会刺激商业，对社会影响也不大。所以，当时居住在城廓内外的主要还是“耕者”，甚至在西周的都城内，还存在着方块地和大面积无人居住之地。到春秋战国时，是中国商品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城邦中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勃兴的私人工商业。但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经济生活方式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城市中来。总之，中国城邦的居民长期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 西欧的城邦则不一样。其社会经济表现为，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并举，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成为龙头。因其铁器利用早，使其在未进入城邦时，就已完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在城邦的建立中得以完成和发展。所以在西欧，尽管农业人口也始终是城邦的主要居民，甚至有些国家如斯巴达还是以农立国，但大多数城邦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相对发展了工商业。如雅典，虽是一个农业国，但终究因土地与粮食有限，从而使占人口五分之四强拥有耕地的农业人口，不得不具有双重身份，即同时通过工商业来辅助生活来源。甚至通过法律来规定，雅典人必须跟外邦人学工商业技术。这就充分反映了雅典的农业本质及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特征。所以，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工商业人口迅速增长。就连“地道”的农业城邦斯巴达，其居民也大多边经营土地，边从事工商业。其他一些希腊城邦，工商业色彩就更浓些。如殖民地腓尼基，则是以经商和贩运奴隶闻名于世，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在希腊本土，由于商品经济刺激，也出现了货币资本、房租业务、银行、高利贷。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仅俾留西斯港一年就进口三千万磅粮食。其他物品也是源源不断地流进西欧城邦。希腊人不无得意地说：“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③。在罗巴城邦也是一样，这里奴隶主工商业发达，具有商品房、银行、高利贷、工商业集团及千百家大小店铺。④世界各地，东至遥远的中国，西到西班牙，南到中非，北至日耳曼的物产都源源不断沿“条条大路”通到罗马。可见，西欧城邦其工商业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水平。马克思称其为达到了古代形式范围的最高水平⑤。并且在社会基础经济中起了龙头作用。不同的基础内势必影响到政治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