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历来说法很多，一时难以详尽。笔者认为，在暴力的支持下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才是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已经发展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所由发生的历史前提。”①所以离开对商品的考察去探讨封建制度的解体问题，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威力。在西欧，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曾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增长。工场手工业取代了手工作坊，许多封建贵族放弃原有的剥削方式，转而经营向来为贵族阶级所鄙薄的工商业，变成追逐利润的乡绅。商品流通的扩大，使货币成了权力中的权力，“连圣骨也抵抗不了这个炼金术；人们商业范围以外的更为微弱的圣物，就更是抵抗不了”②。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西欧封建统治的垮台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商品经济的威力不仅表现在西欧。它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价格低廉的商品是西欧殖民者作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③。历时数千年之久的印度村社，可算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社会组织，不管“内乱、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那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④。可是英国人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英国人之所以比先前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神通广大，能做到这些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这既不是由于英国人的特殊天赋，也不是“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而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造成的”⑤。虽然商品经济在瓦解古老的社会组织和自然经济方面具有很大威力，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商品经济发展会自动导致封建社会的解体。若是这般见解，那将是大错特错。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们自己，历史的发展要靠社会的人的实践活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历史进步的历程，都有暴力在为其开拓道路。在西欧，作为商品经济基地和资本主义摇篮的城市，是在农奴、市民与教俗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自治权也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获得的。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发展的两个条件，即少数人据有大量财富，多数人变成自由的一无所有者，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用暴力手段，通过对内对外的掠夺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在欧洲以外各地劫掠、奴役和谋财害命方法劫取的财宝，源源流回母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⑥“劫夺教会财产，欺诈地出让国有地，盗窃共有地，掠夺地用毫无顾虑的恐怖主义把封建所有地和氏族所有地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许多就是牧歌式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合并于资本，并为城市工业创造出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⑦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其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王权的保护。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⑧正是由于王权对工场手工业经常采用种种的保护办法，如在国内市场上实行差别关税，保护本国生产和原料的加工，禁止本国出产的原料出口等，西欧许多国家的工场手工业才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另外，大约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欧许多国家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西欧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西欧各国王权，为了战胜海上竞争者，取得垄断航海贸易的霸主地位，都在努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建立有效的殖民政权，使本国的航海贸易势力，能够以海军作坚强的后盾，以殖民地作根据地，在殖民政权的统一组织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航海贸易活动，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威力，从而达到战胜东方各国海军的反抗，实现垄断海上贸易的权利。 总之，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能避免世界其他地区那种蜗牛式的爬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得到了王权的有力的保护。马克思指出，国家的强力，社会积聚的有组织的暴力，“温室般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⑨。 至于商品重炮轰垮印度古老村社组织和中国的“万里长城”，也同样不是单凭其自身经济力能够办到的。英国的低廉商品敲开中国和印度的大门，瓦解这两个国家的古老生产组织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就是在炮舰的轰击下实现的。中英贸易变迁史，很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英贸易中，中国出口茶叶、药材、瓷器、土布等，英国只向中国出口数量有限的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中国一直保持出超。1781-1790年，中国向英国出口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就达九千六百多万元（银元）；1781-1793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总共才一千六百多万元。英国必须以现银抵补巨大的贸易差额。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由于无耻的英商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才使中英贸易发生逆转。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全部白银流出量在一千万两以上。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厉行禁烟，把收缴的烟土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靠鸦片输出发财的英商对华贸易因此遭到沉重打击。1842年，英国侵略军以武力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以后，价格低廉的商品才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国市场，排挤中国的手工业，中国牢固的自然经济才在英国的“商品重炮”轰击下解体。“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⑩恩格斯的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要害。 如果说，中古后期的西欧是商品经济得到王权保护获得飞速发展的典范，那么，中古后期的中国则是商品经济受到王权束缚发展迟缓的典范。 中国与西欧诸国都经历封建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一些西欧封建社会所不具备的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第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之后，这种政治局面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这一点为中古早期西欧社会所不及。第二，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之初，就存在许多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的城市，这又是中古早期的西欧所不能相比的。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估计，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城市人口一般只有五千到一万；居民人数达四至五万的只有少数城市如科伦、伦敦等；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就更少了，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在马可·波罗笔下，十三世纪西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及中国的杭州。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是各地区商品交流的枢纽，城市的发展无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伊始，土地自由买卖就比较盛行。西欧土地自由买卖则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土地自由买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加速了小生产者的分化，加速了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可以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但是，尽管有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国商品经济却没有因此出现飞速的增长。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条件，几乎全部被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推行的“强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政策所抵销。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于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如破坏封建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给这批地主阶级的掌权人物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总结王朝倾覆的原因，得出“周人之失，巧伪趋利……熹为商贾”(11)的结论。他们视工商业发展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大敌，把工商业者看成侵蚀社会的蛀虫。地主阶级的早期思想家商鞅、申不害、韩非等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封建中央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制定下来的。“重农抑商”政策，自秦皇汉武开始，以至其后二千年的封建帝王，无不把它作为保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这项政策到朱明王朝统治时达到极致。朱元璋说过：“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敝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之，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12)这就为明王朝的整个经济政策规定了根本方向。他们往往把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恶果，归咎于人们的“厌农趋商”。于是，他们对工商业活动严加控制。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使商人动辄犯禁。“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禁榷制度、匠籍制度、牙行制度、钞关市廛制度等等，都是禁锢商品经济发展的绳索。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大量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工业不能发展，广大丧失土地的农民也就不能被吸收到新的生产领域，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衣食无着的流民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商人经常转化为封建地主，也就使中国资产阶级难于形成和壮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发展迟缓的一个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