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又称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古时代，它曾盛极一时，但从17世纪初开始，进入了日趋衰落并逐步瓦解的过程，成为“博斯普鲁斯的病夫”。其间，西方列强纷纷侵入，伺机吞食这一庞大帝国的遗产。因此，以土耳其为中心的近东，在战乱频仍、国际纷争诡谲莫测的近代，成为纵跨几个世纪的外交热点。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作为该外交热点的一个重要路标，是“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①。危机开始的标志是黑塞哥维纳起义，高潮是俄土战争，结局是柏林会议。英、俄、德、奥、法、意六大强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危机之中。其中，英国对土政策的弹性调整，具有典型性，为我们研究英国对弱国的外交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 19世纪70年代，英国仍然是集经济、殖民、海上霸权于一身的强国。英国女王“既是基督教的统治者，也是穆斯林的统治者。既是欧洲，又是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统治者”②。英国亦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英国统治的世界性，决定了它对近东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近东是英国保持地中海霸权的关键。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去印度和远东的主要通道和最短航线由绕过南非好望角转为经由地中海，即大西洋——直布罗陀海陕——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远东。早在18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就从《乌特勒支和约》中取得了地中海上的两个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海陕的和梅诺卡岛，从而控制了地中海的西大门；1800年和1815年，英国相继占领了马尔他海军基地和爱奥尼亚群岛，控制了地中海中最窄的地带。这样，只有地中海东部是英国的薄弱环节，控制巴尔干和海陕就成为保证这条航道安全、畅通的关键所在。 其次，近东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来源。从1838年《英土商约》签订起，英土贸易迅速发展，英国在君士坦丁堡进港的船舶吨位日益增加，土耳其的粮食对英国市场举足轻重。据统计，英国与黑海各港口贸易值仅在1876年就达到675万英镑，与欧洲土耳其的贸易值也高达150万英镑；1877年，英国与黑海各港口的贸易值几乎和英国与欧洲土耳其的贸易值相等，大约各为1200万英镑③。这是直接的经济意义。间接的经济意义在于英国与中亚的贸易也有长足的发展，近东则是去中亚的跳板，尤其是黑海的东岸和南岸已成为英国向亚洲腹地渗透的前哨。再者，英国于1875年从土耳其的属国埃及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的44%，实际上获得了这个世界上利润最大企业的股票控制权。同时，英国还控制了东北非的苏丹。据俄国旅行家尤恩克报道，仅在1875-1876年间，英国就从非洲，主要是从苏丹输出大量的食品、牲口、橡胶等物，单是象牙一项每年就平均输出774吨④。 第三，近东是英国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屏障。作为世界头号殖民大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殖民地）对英国举足轻重。因此，近东危机期间以迪士累利为首的保守党内阁，把加强和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作为执政的主要外交目标之一。1876年初，维多利亚女王戴上了“印度女皇”的桂冠，从而确立了英国在印度的独占统治。为了保持这种独占地位，英国一方面要严防它国染指印度，另一方面还要抑制印度的反抗意识，阻止那里的人民起义。实现这两点的基本保证是：既要能阻止外国势力和军队向印度靠近，又能在与印度毗邻的或通向印度要冲的国家——波斯、阿富汗、埃及、缅甸、土耳其——确立和壮大英国的势力和影响。近东是向这些国家渗透的前哨，又是挡住欧洲大陆强国的天然屏障。难怪迪士累利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视为“印度的锁钥”⑤。 由上可见，近东是英国称霸世界的关键一环。因此，对霸权的野心，对领土的觊觎和对近东的追求，就成为英国对土政策的起点。这也决定了英国在近东危机期间的对土政策不止一端，有从扶助、纵容到出卖、瓜分的调整和演变过程。 二 从危机开始到1877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止，英国奉行的总政策是通过扶助、纵容手段，保持土耳其现状，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独立”是针对欧洲列强的，以防止它国接近或干涉土耳其事务为目的；“完整”则就巴尔干的基督徒而言，以平息他们的民族起义、阻止基督徒自治为宗旨。其实质，是维持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统治、保护英国在土耳其的既得利益，并伺机扩大之。 从当时欧洲各国在近东的政治力量对比看，英国具备实现这一政策的充足条件。 （一）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近东势力重组中，英国作为战胜国，一直居于主动地位。1856年的《巴黎条约》，确立了对英国有利的黑海“中立化”原则。在1871年的《伦敦海峡公约》中，英国虽然在取消黑海“中立化”问题上被迫妥协，但由于英国的坚持，公约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重申：海峡制度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与《巴黎条约》一致，在和平时期照旧禁止一切外国军舰通过。同时，又对该规定作了有利于英国的补充：苏丹有权“在平时对友好国家和同盟国家的军舰开放海峡，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认为为了保证执行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而有此需要的话”⑥。这就保证了英国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去赢得与它国抗衡的优势地位，英国拥有了一张在近东与欧洲列强进行外交赌博的王牌。其间，土耳其政府对英国的屈从、依赖日复有加。 （二）从土耳其的统治者看，他们职位和权力的频繁更替越来越有利于英国。1876年5月10日，受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伊格纳切夫影响的土耳其宰相马赫穆德·纳吉姆帕沙被亲英的改革派穆罕默德·拉希迪所取代；30日，被俄国控制的苏丹阿卜杜拉·阿吉兹亦被穆拉德五世所取代。推翻阿吉兹的主要是研究神学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仇视基督教徒，渴望实施改革。所以，英国很多报纸把换君事件视为对俄国的一次挑衅行动⑦。这为英国扶助、控制土耳其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