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占有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20世纪作为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现代科学的空前发展对古老的人文科学——历史学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前苏联历史学家巴尔格所说：“现代科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科学体系中发展的。这就是说，体系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的认识大变动，在其余的所有环节上是不可能不留丝毫痕迹的。”①因此，对于在科技革命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演进作以分析和研究，对认识和解决我国历史学转型时期所遇到的观念、理论以及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必然有其积极意义。 一 法国年鉴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史学的主要代表逐步取代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从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年鉴学派的影响作以分析。科技革命对于人类知识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不仅使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技能和手段日趋进步，同时它也使人们的思维与观念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这主要是通过与科技革命同时发展的科学哲学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对年鉴学派的演进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科学的认识开始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古典物理学逐步为现代物理学所取代。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巨大变革。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继建立，量子理论开始形成，由此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于是，现代物理学高度抽象化和数学化的特征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历史学领域内，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要求历史学科学化、学科化，以及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和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演化。 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来源于马赫主义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20世纪初罗素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口号，这一思想成为逻辑原子主义与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共同本质。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因此罗素肯定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科学的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领域，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存在，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传统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是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②有着内在的联系。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就是说，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和整理经验现象，对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材料作化繁为简的逻辑系统化整理。此后，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接受并发展了罗素的思想，提出了“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的口号。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原则，即知识只能限于经验范围之内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语言是表述经验事实的，语言只有表述经验事实才有意义。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著名的“经验证实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原则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否证（证伪）才有意义，反之则没有意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对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进行了批判的吸收。他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从科学中清除掉一切没有意义的论断或伪问题，为有意义的科学判断提供一个理想的逻辑结构，即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除经验的直接证实外，还必须注意经验的间接证实。这是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而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是无法用经验直接证实的。这一思想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史学强调“通过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实际上是在追求经验的直接证实。然而，从历史认识的结构分析，历史认识的客体（客观历史过程）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逆性，历史认识的中介（史料）存在着相对的模糊性，历史认识主体又受到历史本身的限制。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所谓有经验的直接证实，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只能通过间接经验来进行。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意识，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与方法，是其最终取代传统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尔纳普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间接证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比较重要。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就只能通过间接的证实，即对从这个命题与其他已证实的命题一起推演出来的新命题加以证实。”③这些思想无疑对促进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实证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尔·古斯塔夫·亨普尔。他继承了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以探讨、描述、解释和预测经验世界为宗旨，社会科学也应列入经验科学之中。同时，他还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他说：“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从整体说来也是有启发的、有益的，然而我不大相信这个笼统的观念有可能改述成为一条准确的、普通的标准。”④亨普尔否认对有意义命题与无意义命题的绝对区分，他认为，科学是一个语言系统，它并不单纯是一些各自孤立的命题的简单的结合，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因而孤立地谈论一个词项或一个陈述的“经验意义”是不正确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科学的系统化趋向，为西方新史学由英雄史和事件史向长时段和整体史的转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亨普尔的另一重要思想，即科学说明的理论，同样给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家以启示。他认为，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回答“为什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明”的问题。实际上，这一观点涉及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即历史学究竟应该是“叙事史”还是“问题史”以及历史学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许多争论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亨普尔进一步指出，对于“为什么”的回答有两类，必须加以区别。一类是对“为什么”作出说明，这是对真实事件而言的，即它在于说明真实事件发生的原因。另一类是给“为什么”提供理由，即并不预先假定事件的真实性，而只是对一些假定性的事件的可能发生提供理由。他把这两种科学说明类型看成是两种模型，一种是关于“演绎规律说明”模型，另一种是“归纳统计”模型，并指出前者是说明普遍性的规律性现象，后者说明的只是或然的、可能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些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于解决历史认识论中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也是新史学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冲破传统的束缚，建立起新的历史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总之，在本世纪20-50年代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法国年鉴学派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阶段。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标志着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用法国历史学家让·格兰尼松的话说，年鉴学派“试图把自己从‘实证主义’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以便于争论。”⑤可见年鉴学派是在同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新史学的诞生并未马上取代传统史学，而是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且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50年代，与逻辑实证主义为历史主义学派所取代几乎同时发生，也说明了当代科学的相互联系性与整体性。从年鉴派最初的纲领和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科学哲学发展所留下的痕迹。年鉴派主张“一是向历史学家提出课题纲领；二是致力于朝最深的层次探明社会现实，以社会集团取代个人，以深层结构（经济、人口、心态）取代由政治决策和官方机构所体现的行动或公开表明的意图，以缓慢的演变或长期存在的因素取代事件和短暂现象。”⑥这种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于整体性、科学性的要求，表现了科学迅速发展，“范式”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条件。布罗代尔形象地把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解释为长时段。他说，历史学家应把时间分为三个重叠的层次，即最上层是五光十色的事件，中间是广泛波动的局势，最底层则是变化极慢，几乎静止的运动。他把这一运动称之为结构，结构的变动从长时段不易察觉，但却改造着社会和文化。由此，年鉴学派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同传统的决裂，不仅表现在思想与观念上，同时还在于从现代科学中汲取适用的方法论武器。于是年鉴派提出：“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查阅其他资料，而且还应该改变论述的方式：以‘问题历史’取代‘故事历史’和叙述历史，不再描述一连串的事实（讲述事情发生的始末），而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求事情为什么会如此）”⑦。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亨普尔所说的科学是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不谋而合。从马克·布洛赫的《国王与农奴》、《神灵的国王》、《法国农村史特征》以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划时代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其研究中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长时段等等，使年鉴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中已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也表明，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迅速扩大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能力与范围，同时也使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能力得以迅速发展。对于这一点，年鉴派学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一直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强调应该在“考虑精神世界的条件下研究科学知识的演进”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