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学史是研究和阐述史学本身发展史的学科，它考察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然而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完整独立的历史学科，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样可以把关于科学史的历史称为：“科学史学史”(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或(history of scientific history)。笔者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科学史随着一大批历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数个世纪以来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建构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它不仅在史学界和科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随着科学本身的迅速增长，它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中，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体现出更加独特的研究价值。于是讨论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学史，就具备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 从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该书后五卷专写希波战争）算起，西方史学家的兴趣一开始就集中在战争和军事方面，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罗马时期的《高卢战记》和《喀提林叛乱记》等史学名著亦表明了这一趋向。 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工具，随着朝代的更迭，政局的动荡，政治与军事一样，显然也是古代史学家们关注的主题和记叙的中心。这种研究状况持续的时间相当长，直到18世纪维科、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时代，史学家们才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其他领域。这样，除了战争史、政治史以外，历史的视野被拓宽了。这种对人文和社会历史的全方位考察，被称之为文化史或文明史研究。不仅学科范围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许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往往只关心自己所在国家的历史事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知识文化的交流，历史学家们才可能了解他们所在国以外的历史，并进而窥探整个世界的历史。 有了历史学家们“研究触角”的延伸，还不足以激发出他们对科学的历史产生充分的兴趣并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地加以研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受到重视，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萌芽状态的科学史研究由来已久，为科学史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近代科学的迅猛兴起，为科学史的创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就曾经撰写过有关科学的历史：如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自然哲学史》就编辑了亚里士多德早期的理论，并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另一个门徒欧德谟斯(Eudemus of Rhodes)著有《算术史》、《几何史》和《天文史》，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通过其他著作的引用，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早期希腊科学的内容。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就出现过几位杰出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兼科学家。伊本·格弗兑(Ibn al-Qifti)曾著有《科学家列传》，伊本·艾比伍赛比尔(Ibn Abi Uscei'ah)写过《医学家列传》，穆斯林的学术成就后来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复兴。以上这些，虽然只可称得上是与科学史有关的著述，但它们已经具有了科学史研究的雏形，为后世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般而言，科学中科学史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自从科学诞生以后，描述、整理和反思科学的科学史也就出现了，不过开始时它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完备的科学史，而是蕴含在科学、哲学和历史中的某些内容。应该指出的是，科学与科学史毕竟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科学是专门探讨某种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而科学史是对这个知识体系的来龙去脉、演变构造进行追踪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家往往注重科学的最新成果，而对历史上科学的暖昧蹒跚、甚至坎坷歧途不予重视，以为这些过程可以简化和忽略，而科学史家则不然，他们虽然也很赏识当代科学的成果，但他们对造成这些成果的原委、科学家的创造思维、社会环境的种种影响似乎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形象地说，科学史家的兴趣多半在于了解科学之树的全部根系和枝叶，甚至包括阳光、雨水、空气和土壤。知晓了科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异同和关系，就不难理解，科学作为科学史总结的素材，它是科学史的前提和基础，倘没有科学的兴起和发达，便不可能有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换而言之，科学史作为科学的沉淀和记录，有赖于科学的进步和繁荣。这样我们就可能进一步理解李约瑟博士的结论—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为什么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因为只有当科学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近代文化革命的主角，主要分支学科的逐步完善，科学产品与日俱增，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科学家活动能量加大，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科学史才可能取得专门和独立的形态。这个时候科学已经丰富到了不追寻其前进的轨迹，就不足以认识和总结它的地步。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在西方，可谓是科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科学史的起源和发生遵循了历史和科学的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有时平行，有时交叉），前者是历史的扩展，后者是科学的深化。 二 多数科学史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史，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创生而创生的。17世纪到1830年以前，西方就出现过一些科学史专题研究著作，如瑞典学者武尔茨(P·Wurtz)1649年著有《伽利略后期》，英国学者斯普拉特(T·Sprat) 1667年著有《皇家学会史》，肖(P·Shaw)1725年编有《波义耳著作》，并对波义耳的工作进行研究；伯奇(T·Birch)1756年撰有《伦敦皇家学会史》；斯图尔特(Robert Stuart)1824年著有《蒸气机的历史和轶闻》，不过这些工作还只是零散自发地进行的，知识界对于科学史的性质和任务并不理解，包括上述几位科学史专题著作的作者。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要创立一个新的大学科，从总体上研究科学，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于是世界科学史巨匠乔治·萨顿把孔德视为科学史的创始人，说他是第一个对科学史具有清晰准确认识的人。我们认为，萨顿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孔德1830-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思想：(1)像实证哲学这样一部综合著作，如果不紧紧依靠科学史是不可能完成的；(2)为了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科学的进化；(3)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