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名誉校长。齐先生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齐先生学问渊博，学贯中西，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现代史和史学方法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地。先生治学严谨，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又注意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的追踪和把握；既注重对历史的宏观概括，又不放过对重要史料的考证。对年轻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一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我受白寿彝教授和《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托，于1994年3月31日专访了齐先生。话题首先从齐先生的经历和如何走上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谈起。 齐先生：我1926年出生在江苏连云港，很小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初中是在北京念的。当时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由北京跟着亲戚到了四川。高中在重庆清华中学。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大学阶段，上了两所大学，前两年在燕京大学，后两年在清华大学，读的都是历史系，1949年毕业。当时燕京大学历史系有一些名教授，如邓之诚先生、齐思和先生、翁独健先生等。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更多，如陈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刘崇鈜先生、邵循正先生、孙毓棠先生、吴唅先生、周一良先生等。这些老师学识专精，其中一些还可称是学贯中西。如陈寅恪先生曾留学德、法、美等国，会多种文字，虽然专搞中国史，但对西洋文化的了解，也是很深的。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风是强调中西贯通，这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毕业以后，最初分到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教高三世界史和政治课。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一干就是40年，主要教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史学方法几门课程。我近些年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当然其他问题也兼搞一些。 张宏毅：由吴于廑先生和您主编的、国家教委重点高等学校教材六卷本《世界史》，目前已经出版了近代史编上下卷，古代史编上下卷即将面世，现代史编上下卷也即将付印，在这一大工程基本告一段落之际，请您谈谈参与主持这部通史以及对世界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齐先生：首先，我想谈谈世界史这门学问。实际上，世界史之成为古老的历史学中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分支学科，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无疑，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最后才有世界史。 历史学家开始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撰写世界历史并且写出近代意义上第一部世界通史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他的那部著作是《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全书于1757年问世）。为什么到18世纪才产生这样一部著作呢？我们知道，人类进入15、16世纪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地理大发现以及由它直接诱发的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对于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起了最有力的催化作用。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得人类历史开始走向了一体化的过程，一部真正近代意义的世界史此时也就应运而生。 但是，更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是从二次大战以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撰写到这时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我们中国的情况当然也跟这个趋势一样，世界史也是二次大战以后，确切地讲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在这以前，真正研究世界通史，在大学里教世界通史，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那时的中国史学家没有条件研究世界通史。 世界通史或者叫全球通史这门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就世界范围看，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受专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通史的内容“太空泛”，难以把握，不成为一门学问。挑一个国别史或者在国别史里再挑一段或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高、精、尖”。其实，他们心里怕的是：由于世界通史范围太广，必须大量利用别人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东西难免“硬伤”累累，受专家讥笑。因此，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于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 其次，我想谈谈世界通史这门学问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人们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眼看就要进入21世纪。现在是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时代，整个世界已连成一体。如果我们对整个世界没有一个总体的看法，那么我们就无法生存。不能说中国人就知道中国的事，美国人就知道美国的事就行了。从一个国家来讲，它没法治理；从一个人来讲，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21世纪的公民。整个世界已经打成一片，而你却对世界茫无所知，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都是不行的。关于世界通史的重要性，今天已成为世界多数历史学家的共识。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每一时代都需要它自己对过去的看法，在今天这个全球政治和全球文化的时代，则需要对历史的全球看法”。①另一位史学家丹斯从不了解世界历史的恶果的角度讲到，“只要每一民族对其他各民族的基本理想和文化依然一无所知，灾难将永远像现在这样就在附近。”②麦克尼尔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美国人到处与其他民族的人们日益密切、日益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时，了解那些我们与之共占地球表面的其他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对其他民族的人们盲无所知，将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