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加入世贸组织后，海峡两岸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出现了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但海峡两岸贸易的不平衡状态越来越严重，发展下去很可能引起贸易争端。海峡两岸贸易争端是一个中国内部的两个关税区之间的问题，不可能利用世贸组织的平台来解决，因此，分析海峡两岸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建立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一、入世后海峡两岸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异化性变因 1.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步伐加快的新形势 有关资料显示，1988年，台湾对祖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为2.47%，到2001年便上升至11.3%，其中，出口依存度由3.7%上升至19.3%。而同期祖国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存度仅由2.65%上升至6.0%。入世给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带来蓬勃发展的生机，双边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经贸合作步伐加快。2001年海峡两岸贸易额为323.39亿美元，2002年猛增到500亿美元，祖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从1990年到2001年3月，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总额累计为500亿美元，到2002年底则增至668亿美元，10个月时间便暴增100多亿。 迫于新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宽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限制，允许企业就特定项目向“经济部国贸局”提出开放申请，同时也扩大进口祖国大陆产品的范围，截至2002年底，台湾进口的祖国大陆产品累计达8044项，其中工业品的开放度约为80%，农产品的开放度约为60%。但是，台湾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产品的开放度为95%，相对来说，台湾对于来自祖国大陆的产品仍有较大的限制，这显然违反世贸组织的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精神，尽管台湾当局不能很快从根本上改变其现行政策，但也将做出有限度的调整，逐步减少对祖国大陆产品的限制。 2.经贸合作趋势的异化及其变因 海峡两岸贸易依存度的大幅提高，对“和平统一”产生了促进作用。于是，台湾当局出于政治干扰目的，便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这个“经济联合国”之机，将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异化为“贸易外交”，企图扩展其国际生存空间。实际上，这种异化倾向本身充满着变数：首先，作为台湾“贸易外交”支柱的信息产业，其主导性产品几乎都是利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技术生产的加工品，台湾在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只能充当“二传手”角色；其次，1997年以来，东南亚先后发生金融危机和柬埔寨事件，台湾当局推动台商到该地区投资的“南向政策”已受到严重挫折；至于“东进”中南美，由于相距遥远，文化习俗迥异，难度相当大。 此外，台湾的信息产业也受到一些发展瓶颈的约束：一是台湾的资源禀赋结构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变得相对稀缺和昂贵，台湾岛内的投资环境日趋恶化，发展信息产业已经丧失了成本优势；二是台湾岛内市场狭小，信息产品只能依赖美日欧等外部市场的需求，一旦出现供求变化和价格波动，该产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三是台湾属于海岛型经济，地理纵深浅，自然资源贫乏，加上水旱和风灾，发展环境较差。如此充满变数的“贸易外交”又怎能成功呢？ 然而，祖国大陆却拥有台湾产品和技术发挥的广阔市场和丰富的人才、物质资源。在长期的经贸发展过程中，海峡两岸已形成了各自的资源禀赋结构，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贸交流中的“创造效应”远远大于“转移效应”。从长远来看，台湾经济的发展很难脱离祖国大陆这个基地。这种经济互补、共存共荣的经贸合作大趋势，正抑制着“贸易外交”之类的异化倾向，为海峡两岸经贸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合作的基础。 二、海峡两岸经贸新格局定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1.“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海峡两岸经贸新格局定位的理论基础 人们普遍从要素禀赋的差异性来强调海峡两岸经贸的互补性，似乎产业结构相似性越大、竞争性就越大，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的变因也就越多。这种见解一般只能解释劳动密集型产品之间的经贸关系，却不能用来解释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经贸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认为，运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相同的工业制成品之间形成产业间贸易。该问题可用2×2模型来描述：设A、B代表海峡两岸双边，两地各存在X、Y两大部门，其中X部门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而Y为规模收益不变的部门。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机会成本递减，海峡两岸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形状向原点凹进，如图1所示。
图1 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在封闭条件下，海峡两岸的生产消费均衡点在图中的
点，社会福利水平较低。但在开放条件下，市场的扩大使X部门产生了更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均衡点
对两岸来说都不再是稳定的了，因为，通过大市场下的重新分工和贸易可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福利水平。图中，双方无论专门生产X还是Y，再按
价格贸易，所得的福利水平
或
都高于
这表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使海峡两岸相同产业之间可以按合理分工形成产业内贸易，而且给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