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首先是经济特区，然后发展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经济特区的运作方式是这座城市至今仍未衰竭的动力。离开经济特区这个母体去谈论深圳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是不科学的。但近十年来，中央对干经济特区如何进一步发展，态度又是朦胧的，或者说是笼统的，加入世贸后，态度更加暧昧，这就是理顺深圳发展思路，进行功能定位的最大困惑所在。 本文主要就经济特区该不该办下去，如何办，谈一点看法。 第一个观点是，经济特区至今仍然是有威力的发展模式。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特区在叫法上五花八门，包括特殊经济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但在具体运作上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不同关税区之间的关税同盟或制度安排，狭义的是指一个国家自己设立的有关租税优惠的自由口岸。我们的经济特区主要是指狭义的。 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之初，世界上已有上百个经济特区存在。据说现在每年以7%的速度递增，并且日益朝着多元化、综合型发展。 今年3月，我们到印度去，他们闻知我们从深圳来，最关心的是经济特区的运作情况，印度已有7个出口加工区，从今年1月1日开始，已将其中的4个升格为经济特区，还准备在沿海的6个邦建立经济特区。 据说日本准备在所有的沿海城市都辟建自由贸易区，韩国针对中国的发展和日本的竞争，已在釜山机场和济洲岛设立自由港，台湾在中正机场也设立自由港，朝鲜方面在新义州搞了一个类似于经济特区的东西，杨斌事件发生以后，现在又准备在图门江交界处搞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全装进去。朝鲜人来过深圳考察，看不懂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系统材料提供给他们。 除此之外，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乌克兰、蒙古、越南，以及东盟各国都在纷纷建立经济特区。美国是拥有经济特区最多的国家。欧盟十几个国家的各个城市都在搞。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从全球方兴未艾的形势看，证明经济特区仍然具有生命力。它是一种解放生产力，试验各种发展模式的有效手段。 世贸组织主要规范广义的自由贸易协定，所采取的态度是矛盾并置的处理方式，既坚持经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又鼓励区域经济联盟的发展，宽容与约束，承认与限制相结合，这事实上给予了自由贸易制度安排以很大的自由度。WTO对于狭义的经济特区，并没有加以规范。意思是容许其自由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特区没有理由终止其历史使命，为什么不办下去呢。 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已名存实亡。 中国经济特区定义模糊，功能综合，既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区，也不是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但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在具体的功能定位上，在管理模式上，在优惠政策与相应的法治体系上，运作都不到位，功能开发不全面。 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的经济特区应该说只具备了一定的租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境内关外管理，特别是没有相应的海关政策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所以，运作到后来，已是四不象，似有若无，终至于始乱终弃。 以深圳为例，深圳的优惠政策大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定下来的，例如15%所得税是1981年制定的，三减两免政策是1982年制定的，外汇留成、企业注册审批、劳动用工、银行信贷等特殊政策出台都是在那个时候。但从1984年开始，就一直面临优惠政策在全国的普惠化以及特区政策的收缩。 邓小平在1984年题辞确认“深圳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成功的”之后，特区的招商引资政策很快推向了全国十四个沿海城市。在此同时，深圳也遭受到了责难，如没有达到创办特区的预期效果，内资多于外资，工业生产技术等级不高，生产类型主要是加工贸易，走私套汇猖獗，等等。“二线”围合也是在1984年，当时并不是出于境内关外管理所需，而是为了防范外汇黑市和消费品走私。 1984年对深圳特区来说是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也进行了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深圳特区的取向转变为主要围绕香港1997年回归而建立一个过渡带，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布局、基础设施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进行一系列针对性、借鉴性的改革试验。深圳最大胆的改革试验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如土地使用权拍卖、住宅商品化、股票市场。但这些做法都是从香港那里学来的。在城市管理方面还学了新加坡，在企业运作方面学了台湾。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又把这些改革经验推向了全国，进一步强化了优惠政策的普惠化。深圳的特区政策优势从此消失。当然在这一年的7月1日，全国人大给予了深圳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特区实施的权力。但这一权力同内地各省、自治区以及一些大城市所拥有的立法权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还有局限性，例如主要进行的是单项法规政策的立法。 江泽民同志关于增创新优势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特区不会再有新的优惠政策出台，而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但在此时，特区在基本的经济制度资源方面已经使用到了极限，在香港人那里也学得差不多了。制度创新当然显得十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