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时期深圳的定位，主要应循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条是“经济特区”的思路，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挥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另一条是“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思路，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深圳在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方面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循着这样两条基本思路，就可以看到，深圳的定位不同于国内任何其他城市，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发挥出独特的和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入世后，深圳经济特区应继续发挥新的“窗口”和“实验地”的重要历史作用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举办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在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的将近15年时间里，成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验地和样板。小平南巡使深圳对全国的影响和作用达到了巅峰，深圳的示范效应推动了神州大地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 但是从90年代中期后，随着全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随着新的改革开放样板—上海浦东的崛起，深圳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下滑。其中有深圳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整个大环境的客观原因。后者核心的观念就是认为全国改革开放后，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已经完结，更有甚者认为深圳是靠“寻租”和“吃偏饭”发展起来的，是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公平。近年来不仅这种论调甚嚣尘上，而且在中央的政策上也体现出这方面的“痕迹”：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被全面取消，经济特区的上级主管部门被撤并，从某种意义上经济特区已经“名存实亡”，甚至经济特区本身已经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优势的内在条件（例如资本市场等），也被压缩。 我们认为研究和思考深圳的未来定位，首先要纠正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特区无用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搞各种各样的“特区”，例如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印度和南美一些国家都在准备搞特区，有些已经建立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区”这个概念已经泛化了，即为了某种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拿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政策。因此我们自己绝不能把“经济特区”只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临时产物，更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生”下来“培养”大的“孩子”抛掉毁掉，这实在是一种很浮浅的认识。“特区”的使命是我们赋予它的，你赋予它使命，它的使命就没有完结；你不赋予它使命，它的使命就完结了。 毫无疑问，中国入世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对我国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尤其我国是一个经济、社会、法制发展长期落后的国家，是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且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体制还是在法制建设方面，无论是在产业竞争力还是在市场成熟度方面，无论是在社会的承受能力还是在国民的基本素质方面，我们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大改革和社会大演进都充满了风险和变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每一个新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先行先试，任何急躁和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和灾难。因此，中国入世后，仍然应当遵循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战略方针。因为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实行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先抓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的政策和策略。过去20年里我们坚持这个战略方针，把深圳经济特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从而保证了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稳步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今后我们只有继续坚持这个战略方针，才能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新的历史定位之一，就是继续做中国入世后的“窗口”和“实验地”。这方面，深圳具备两个国内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一是深圳经济特区由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由于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地，也由于毗邻香港，因而成为国内最容易向WTO标准靠拢，最容易与国际惯例接轨和最开放的地区。二是深圳经济特区是国内唯一设有与内地相对封闭的隔离线（即二线）的地区，它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通过边检和海关对人员和货品往来采取相对封闭的措施。而这两条恰恰是能否作为WTO试验区的最根本的前提。所以，国家今后应该把那些未来要逐步向国外行业和企业开放的某些领域（包括体制、法规等），率先在这里进行开放试验。这样的策略可以把入世可能发生的问题（主要是与我们原有体制、政策、法规的摩擦，对原有行业和企业的冲击），尽量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加以观察、了解和解决，同时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原有的不适合的政策、法规和体制进行补充修改，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保证把入世的风险降到最小。 为了便于操作和保证正确实施，也为了这种局部的率先放开不会对全国其他地区产生负面波动和影响，建议中央授予深圳特区政府以一定的优先试验权，在国家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领域内按国家有关标准率先批准外商在深设立企业，进行投资，开展业务，进入市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特区立法的权限内制订、补充和修改某些政策法规，以及对原有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应当申明，这种优先试验权，不属于原有意义上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因为特殊优惠政策与WTO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而只是国家为了更好地达到入世之目的，在某一个阶段、某一地区采取的为入世做好准备工作的战略和策略性措施。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深圳自由贸易区”或“深圳大保税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所有操作性的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圳应继续在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为“一国两制”的健康持续发展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特区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香港最大的政治。香港市民最需要的是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经商环境。香港和其它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并不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因此，香港的居民，尤其是香港的中产阶级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非常大。因此，香港经济搞不好，就会影响香港的政治局面，香港经济不稳定，就会影响到香港的政治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