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发展只能是从它的历史开始，绝不会一切都做重新安排，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路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典型城市——深圳未来的预测，也必须遵循这一点。 使命神圣 此次考察，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广东和深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并认为，只有这样，“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得到发挥”。 那么，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作为“特区”的深圳究竟还能办多久？这是今天的深圳人不应也不能回避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含义是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地区。在1981年中央所规定的《十条政策性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 显然，当时中央兴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它要启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它的对象是广大的非特区所存在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办特区的实质并不是什么可成功也可失败的“试验”，而是起着带动、辐射、示范作用的“先锋”（即人们常说的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对外开放的“窗口”）。 而当中央在2000年宣布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时，我体会它是有其具体的时间内容的。如果说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基本大体建立，那么这个过程就还有近10年；如果说205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将基本大体实现，那么这个过程还有近50年。 重要的问题在于，无论是10年，还是50年，特区原来的性质、地位、作用都不可能再靠相对于计划经济的特殊政策、特殊体制来作制度背景了。也就是说，在全中国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经济特区已经不存在什么“特殊的体制”、“体制外”，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特区也不会再被允许实行什么原来那套“特殊政策”了。 我理解，兴办中国经济特区全部的意义都在于：通过特区，来探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有效途径；通过特区，来发现由普遍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 对于全国来讲，可以说，寻找有效的“转型途径”，探索更快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而对于深圳本身来讲，这个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率先”把深圳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要实现这个目标，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可作出两种不同的安排。 第一种，在“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求发展”的大战略下，将深圳这样的中国经济特区变成“世界”经济特区。 根据“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的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根据WTO框架下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也将在2030年才实现，现在又提出在2010年实现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为此，可以考虑，再把几个已经发展起来的特区，从计划经济中的特区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特区，即从中国经济特区走向世界经济特区，它不仅超越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超越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超越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给特区赋予时代的新内涵、新定位。把它的性质、作用、意义重新规范。 类似投资人出入境简便、物质进出口简便、资金出入境简便的加工出口区以及除了享受一般的优惠待遇之外，还有其它附加的优惠，如可保留一定数目的盈余，免予课税、对重点工业给予低利贷款，提供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助金的工业园区（如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等）。 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日本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可以再办“特区”，而我们不可以利用以往的特区基础实行更大的优惠政策继续办下去呢？我们仍然可以划出一块地方，仍然可以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WTO框架内运作。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典型——深圳20多年来发展基础，又可进一步扩大开放。 第二种即淡化“特区”意识，强化“城市”观念，利用以往的经济实力去建设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我体会，胡锦涛总书记此次考察的对象，不仅是深圳，还有湛江、东莞、广州。他所提出的“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排头兵”的要求，也决不限于经济特区，而是广东全省。显然，淡化“特区”意识，强化“城市”观念，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作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深圳仍然具有三大经济优势：第一是体制优势。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显然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会高于其它城市，这为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是区位优势。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它比其它地区能够更好地借鉴香港、澳门的体制资源，并为扩大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是结构优势。当深圳把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于主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已经顺利实现了结构上的调整。作为“十五”期间工作的主线，它比其它城市能够更快地实现以信息化来缩短工业化的进程，从而为完成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这三大优势是牢固地建立在经过20多年改革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显然，这一基础为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乃至粤港新经济区的形成都起着基础性作用。
